我们在装修中，也会涉及到铺瓷砖的环节，铺瓷砖有干铺和湿铺的两种铺法，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究竟干铺和湿铺有什么区别，那么下面小编就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一、干铺和湿铺的介绍 首先，干铺本站

爱女心切从女子厚嫁入手浅议婚姻商品化对宋代妇女地位的影响本站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利趋财不再是羞于启齿之事，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变之一，就是厚嫁之风的盛行，使得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文武百官，抑或是平民百姓，都无法抵挡丰厚嫁妆的魅力，纷纷迎娶阶级地位较低但是有丰厚财产的女子，这种婚姻商品化现象的出现，对宋代女性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嫁妆负担太重又迫使民间溺杀女婴的事件增多，实质上也证明了宋朝男尊女卑的思想从未得到改变。

　　与前朝不同，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科举取士成为当时阶级晋升的主要渠道，受到这样的影响，门第声望不再是联姻的重点，转而更为重视婚姻中自己可以得到的利益，这一点间接促进了宋朝厚嫁之风的出现，出现了“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现象。当时甚至有“榜下捉婿”的习俗，男方求财富，女方求地位，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宋代市民经济的发展，使得百姓生活相对富足，为女儿的婚后生活着想，父母恨不能将女儿一生所需都包圆了，这样才能使女儿在婆家或是姑嫂、妯娌之间站稳脚跟，因此都绞尽脑汁增加陪嫁物品，不仅置办了女儿一生所需要用的家具、首饰、衣物等，有能力者，甚至还为女儿准备了商铺、房产、田产等。正是出于父母的拳拳爱女之心，使得宋代女子的嫁妆越来越厚，从而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

　　据史料记载: “长女庆一娘，年一十四岁，十二月十一日巳时省，今与潘少卿宅知县万八新恩为亲，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十七界。缔姻五千贯，十七界。”可见父母爱女之情深，其陪嫁之丰厚，令人瞠目。宋朝以钱财为上，若是没钱，皇帝的女儿也愁嫁。由于宋朝外戚只在朝廷挂闲职，对于有进取心的男子来说是一大打击，所以为了公主婚后幸福着想，朝廷不仅赐予大量钱财作为公主陪嫁，还封官进爵，据记载：“公主下降，初被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岸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才之数，倍于亲王聘礼。”

　　俗话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都说嫁妆是女儿的底气，正是出于对女儿婚后生活的担忧，对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姑嫂关系甚至对妯娌关系的担忧，父母不惜舍下大笔家财，就是为了给女儿撑腰，可见宋人爱女心切。

　　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就曾说过:“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生活的富足也使得父母愿意为女儿的婚姻增添一份保障。而当时经济科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宋朝，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婚姻也日益商业化，就从这份记载来看“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由此可见，婚娶求财成了宋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北宋明臣范仲淹就曾以一己之力供养家族，对于嫁女之资，自有一套规矩：“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嫁女竟比聘妇还贵，可见宋代厚嫁之风的兴盛。无独有偶，吕祖谦的《宗法条目》也定下了宋代士大夫嫁女的妆奁数额：“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嫁女之资竟在逐年上升，可见宋朝的厚嫁之风已成趋势。

　　宋朝的厚嫁之风一方面使得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凭借着法律赋予的财产继承权以及对女子嫁妆的保护，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的地位都得到了提高。但是宋朝实质上还处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丰厚嫁妆的来源都来自封建大家长的赠与，而民间溺杀女婴事件逐年增多，实质上也说明了，女性还是男性的附庸，需要依靠男性生存，说明了宋朝女性的地位只是稍有改善，并无实质性改变。

　　在宋代，女性在娘家的地位与男性虽然不可同等比较，但是作为女儿，无论是在室还是已嫁，对娘家的财产都享有一定的继承权，虽不能像男性继承人一般直接继承娘家财产，但是通过间接方式继承得来的财产亦是不少。

　　对于女子分到财产作为“嫁资” 的权利，朝廷以法令形式明文规定了，如《宋刑统》就记载有：家族资产中有一部分是在室女及归宗女的嫁妆，其数额为“减男聘财之半”。正是因为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才足以证明宋代女子地位的提高，更有甚者，敢为争夺奁产与兄长诉讼公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中就记载了这一案例：“其亦蒙首执碟，自诉于府庭，以争嫁资。”

　　正是因为有了法律的保护，女子才能理直气壮的把嫁妆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不得侵犯，包括自己的娘家兄弟，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就记载了蒋森原配子嗣想要侵占蒋森续弦为其亲女归娘置办的“随嫁田”的案例，此案法官判决：“归娘三十一硕谷田，自合还归娘随身，汝霖（归娘娘家兄长）不得干预。”由此可见，女子对于娘家家产的继承不只是法律的空头文件，更已经落实到实际中了。

　　而对于户绝之家的女儿来说，其对娘家家产的继承比例更大，可以继承部分甚至是全部家产。《宋刑统·户婚律》中就规定了:“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而元符元年八月改为：“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以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这条律例的调整，也证明了宋朝时期女子地位的逐渐上升。

　　而当宋代家庭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最为普遍的办法是让未嫁之女招赘婿，赘婿代管家业，其子成年后则继承家业，而赘婿可以得到部分家财作为回报。入赘婚的前提是女方家中资产丰厚，所以也可以说入赘婚是厚嫁之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虽然赘婿的地位普遍不高，但是出于对财富的渴望，当时的许多男子“利高赀, 屈身为赘婿”，而在当时的川陕一带，入赘婚更是屡见不鲜：“川陕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

　　嫁妆是古代封建社会时期一个女子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她们来说，嫁妆是最为可靠的存在，嫁妆的多寡不仅体现了娘家父母对女儿的爱意多寡，也决定了婆家对女子的态度。

　　而同时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女子对于嫁妆的归属权，反而要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但是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类别，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女儿所继承的娘家家产，女子对其嫁妆拥有绝对支配权和终身所有权，在登记时也要以“妻财”的名义明确标示出来，其陪嫁的奁田和奁具等物都要与婆家的财产区分开来。

　　据《宋刑统·户婚律》记载:“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财”作为女子独立的资产，在分家时作为单独的部分，不会被分割。不仅如此，在宋代许多司法案例都体现出女子对于嫁妆的绝对支配权以及独立权，如北宋著名文臣刘拱辰在与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分家时，“以母郭自随之田为己所当得，遂专而有之，不以分其二弟。”这是符合宋朝法规的，女子在世，其嫁妆由自己独立支配，过世之后则有其子女分配，体现了法律对于女子资产的保护，也说明了女性地位的提高。

　　从上可知，厚嫁之风使得女性的嫁资增多，而法律的明文规定更是为女性的财产继承提供了保障，有财富作为基础，不仅使女儿的生活得到保障，也使得女性在娘家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同时，法律对女子在家庭经济权利的维护，也说明了宋朝法律逐渐健全，其重男轻女的社会思想得到了改善。

　　宋朝厚嫁之风的盛行，女子嫁妆的丰厚促使女子在婆家的地位的提高，而不仅仅只是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就连宋朝法律也承认并保护这一点。而丰厚的嫁妆，也使宋朝女子不再仅仅依靠男性生存，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宋朝的厚嫁之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是随着厚嫁之风愈演愈烈，“资财遣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嫁妆足以拖垮一个贫困的家庭，使得民间开始出现“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的想法，导致民间杀婴、溺婴之风越发猖狂，造成宋代社会男女比例失衡，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宋代的厚嫁之风之盛，就连宗室的扬王赵颢都需要为嫁妆发愁：“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为嫁女，还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皇室成员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贫苦人家。无力供其厚嫁，最后无奈溺婴、杀婴、弃婴。厚嫁之风而致杀、溺女婴现象严重，从而导致宋代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苏轼曾说过鄂、岳间的风俗：“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之后，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如拐卖妇女、侮辱妇女等案件的发生率在逐年提高。

　　生女不举，就已经剥夺了女婴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溺杀女婴之风的猖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女性来承担苦果，使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女性更是苦不堪言。这种溺杀女婴的现象，看似是厚嫁之风造成的影响，但是深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男女之间地位的差距造成的。厚嫁之风看似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实际上女性还是比不过男性，男女之间地位终究还是不平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宋朝婚姻的商品化直接影响了宋朝女性的地位，一方面财产的继承和独立使得女性底气较足，提高了女性的的家庭以及社会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厚嫁之风也促使溺杀女婴之现象屡见不鲜，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还是根深蒂固存在的。

　　深究宋朝厚嫁之风的根源，父母爱女心切是直接原因，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出于对爱女婚姻生活担忧，父母只能提供大笔钱财作嫁妆好增添女儿底气；而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百姓普遍家财丰厚，所以才能出大笔钱财作为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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