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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抵达的回家路：他们死在离家1公里附近本站

　　57岁的科幻作家韩松近期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他在微博上倒计时：“这是给自己设定的完成最后一部科幻小说的期限，不可能了。还有一个原本说六月交稿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做不到了。集中不了注意力，思维涣散迟钝，电脑打字也忘掉输入法，还想不起词。”

　　他出门做核酸，“头疼欲裂，思维混乱，……坐电梯到楼下发现没带身份证，回去拿了身份证，到楼下又发现戴着老花镜出来了，回去换了眼镜又到楼下，发现把刚才已经带下来的垃圾又带回去了。……这时又发现忘记了带手机……每天都是这样轮回。沮丧不已。”

　　在单位遇到熟悉的同事，他高兴地聊一小会天，转头却“连一起工作二十年的最密切的同事的名字也会忘记”。

　　“今天从北大医院回来……连续第二天坐过车站了。最近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坐反方向，坐过站，找不到正确出口。对于《地铁》的作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是一种耻辱。”

　　韩松在微博上解释说，老年痴呆并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症，“痴呆”、“变傻”或“老糊涂”只是对失智症或认知障碍的一个“通俗”说法。它可以由多种原因引起，而阿尔茨海默症仅是其中一种。

　　据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撰写的《失智失踪》一书介绍，更准确也更为当下学术界认可的表达是“认知症”，它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脑细胞死亡、机能低下，患者出现健忘等症状，对生活造成影响的状态。主要类型有阿尔茨海默症、血管性认知症、路易体认知症等，有70种以上的病因。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2》显示在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认知障碍症（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ADRD）的发病率持续增加，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五大死因，死亡率甚至高于胃癌、高血压性心脏病等常见的重疾。

　　然而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注视却远远不够。在当下，AD的诊断和治疗率仍然很低，医学专家人数少，公众意识严重不足。这一庞大而沉默的群体面临失语的困境。

　　但请提起警觉，因为他极有可能患有“认知症”，在离家仅100米的地方迷路。如果不及时发现，他将面临失踪，甚至丧失性命的危险。

　　仅2012年，日本由于认知症或疑似病症导致游荡并走失的人数约为一万人。截至同年年末，死亡及失踪者人数合计超过550人，以身份不明的状态接受救助的人遍布全国。

　　在当今的日本，认知症可谓是国民性的疾病。截至2012年，全国患认知症的老人约有462万人。这一数据表明，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每4人就有1人是认知症或临界认知症患者。

　　不仅是在日本国内，认知症已经渐渐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全世界的患者人数预计达到了4400万人。到2050年，随着各国老龄化的进展，这一数字将增加约两倍，超过1.3亿人。

　　游荡，是认知症早期的症状之一。在外游荡的老人如果不能被及时发现，极有可能面临失踪甚至死亡。在NHK的走访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老人们被发现误入民宅用地后冻死、因游荡到铁轨发生交通事故而丧命、误入盖着盖子的枯竭水渠无法脱身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NHK发现在94名因游荡失踪而死亡的老人中，有55名死者（占总数的59%）是在距离自家1公里以内的相对较近的地点发现的。这完全出乎大部分家属的预料，因为一听到游荡，大家往往会认为患者会漫无目的地闲逛到很远的地方去，而忽略了家附近的隐蔽场所。

　　玉井显医生通过分析认知症患者的行走视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轻易认知空间的脚步上，因而视线变得狭窄，同时认知症也会带来问题解决能力的减弱。这两点导致患者可能会进入常人难以想象的场所，最终无法脱身。

　　因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安全的生活场所附近，也极有可能潜藏着认知症患者无法处理的危险。如若不及时被发现，很有可能因此丧命。

　　但即便是幸运地被救助的认知症患者，也可能面临成为“无名氏”的风险。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患者可能在游荡出走之后无法再回到家人身边，最终只得以“无名氏”的身份悄然离世。

　　NHK曾深度报道一位疑似名为“柳田三重子”的女性，并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她与家人团聚。七年前，柳田女士因认知症走失，并在邻县被救助；虽有多重迹象暗示她的姓名和可能身份，但由于公安系统内部的信息不共享以及县警的失误，柳田女士以身份不明的状态生活了七年。

　　当柳田女士的丈夫最终见到她，重逢的喜悦中掺杂难以名言的苦涩与伤痛，因为时间带来的隔阂使得柳田女士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爱人。

　　失智失踪，认知症患者面临的不单是智力的损伤、记忆的衰退，还有生命安全的威胁，和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的丧失。

　　近期热映的电影《妈妈！》中，85岁的母亲蒋玉芝与65岁的女儿冯济依为命。当女儿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之后，风烛残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日渐衰弱的女儿，虽有母爱的支撑，但逐渐力不能逮。电影给出的结局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年轻女孩儿周夏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问题似乎迎刃而解。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设定不免趋于理想化。

　　NHK 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居民表示对邻居家认知症老人的失踪死亡毫不知情；而对于家属来说，家中老人的情况也耻于向外人讲述。大部分时候，照料和寻找都是孤独的努力。

　　看护认知症患者远比想象的更加艰难。NHK采访了152名看护认知症患者的家属，75%的受访者表示“负担很重”，而看护中最让他们感到辛苦的是“需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放松”，这一回答的占比高达90%。

　　对于家属来说，看护患者意味着时刻高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稍不留神，患者就可能脱离自己的视野而不知所踪。频繁的走失，除了带来精神上的负担，对家人的生活和工作也会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而当老人走失后，家属出于羞耻感或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情，可能选择延迟报警，结果导致当事人的死亡。抱着“失踪后也有可能自己回来，总之先试着一边寻找一边等待一个晚上吧”，或者“过一天再看看情况吧，到时候还没找到的话，那就报警吧”等类似的想法，往往会错过性命攸关的时机。数据显示，在确认死亡的认知症老人中，约四成的死者在失踪申报被递交之时，其实已经死亡。

　　实际上，对于走失老人的亲属来说，最大的痛苦恰恰在于这种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既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又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他，只能徒劳地寻找。

　　80多岁的中野忠男患有重度认知症，目前正过着独居生活。虽然看护事务所给他提供每天一两小时的上门看护，以及每周两次的日间看护服务，但在看护服务无法覆盖的时间段里，忠男的生活依旧无人照管。他曾因游荡险遭不测，失踪长达一周，最终出现在离家三公里的工厂旁的小巷内，被发现时，只贴身穿了一件衬衫、赤脚穿着凉鞋，蹲坐在那里，无法明确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

　　根据日本机构的评估，忠男的需要护理程度为“护理2级”，目前的看护计划几乎是他可以使用服务的上限了。如果要增加服务内容，可能需要自己承担费用，而这是忠男的养老金无法负担的。

　　面对过着最低限度生活的忠男的现状，看护事务所的负责人说：“制度上应该要作出改变，如果不作出任何修正的话，认知症患者的居家生活将会愈加艰难。”

　　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10年日本社会500万独居老人，这一数字在2035年预计将达到760万，是2010年的约1.5倍。

　　这也将是中国的未来。据国家卫健委测算，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看护认知症患者不应该仅仅是家属的责任，制度层面的局限和空缺亟需弥补。2012年，作为认知症应对方案之一的五年规划“橙色计划”正式出台。另外，组织社区进行“游荡模拟训练”，也能够让居民更好地识别和帮助因认知症失踪的老人们。NHK还以邻邦韩国作为案例，积极探索对于本国国情的可能启示。

　　根据最近的一项全国横断面研究，中国有1507万60岁及以上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其中983万人患有AD，392万人患有血管性认知障碍症，132万人患有其他形式的认知障碍症。此外，60岁以上人群中轻度认知障碍（MCI）的患病率为15.5%，其中有3877万人受其影响。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随着人口不断老龄化，中国社会的认知症患者相关问题也将逐渐显影。患者和家属的痛苦，需要被看见，被重视。

　　对于个体的关心，往往透视一个社会的人文关怀程度。每个人都会老去，认知症也不是别人的事。如韩松在微博上呼吁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广大失智症患者的境况，关注阿尔兹海默病，关注有关的医学进展和社会支持，因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每个家庭都有可能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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