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沧浪） 根据区委组织部《关于做好2020年度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1月7日， 沧浪街道召开了2020年社区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暨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大会，本站

历史上的今天苏州解放《苏州报》复刊本站

　　苏州日报社原党组、《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原总编辑薛良材，是《苏州报》复刊筹备组成员之一。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的报纸获得了重生。那时群众对恢复报纸的呼声很高，周边城市报纸陆续复刊，让市委加快出报的步伐更坚定了。

　　重新出报的喜讯一发出，原报社采编人员主动请缨，归队办报；众多通讯员、读者也纷纷写信或直接上门，积极提建议、出主意。

　　筹备组在起草复刊方案时，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报纸的名称。一开始，大家建议用1949年7月1日创刊时的报名《新苏州报》，但时任市委领导们认为，苏州解放已30年，再用“新苏州”不太贴切，索性就叫《苏州报》。至于复刊的时间，想要选一个苏州人印象最深的日子——那毫无疑问应该是4月27日，苏州解放日。这一天苏州古城迎来新生，把复刊选在这一天，意味着报纸也获得新生。

　　3月1日，市委发出《关于出版〈苏州报〉的通知》，明确《苏州报》系市委机关报。3月26日，“样报”出炉，送市委、市委宣传部审阅。当年4月，报社领导班子也建立起来了，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报社内设总编办公室、经济组、政文组、副刊组、美术摄影资料组、群工来信组、经理室、印刷厂。社址设在民治路24号。

　　40年前的今天，《苏州日报》的前身《苏州报》复刊。作为复刊时的首批编辑，《苏州日报》原总编辑俞弘毅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早在1959年，俞弘毅就进入了当时的《新苏州报》工作。1971年，报纸停刊，他调到广播电台编辑部。1979年，报纸复刊时，俞弘毅与其他7名原先就在《新苏州报》工作的同事被调回报社。当时报社没有办公室，借用了民治路24号广播电台一幢二层楼内的一间半办公室，十几个人挤在一起。

　　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但大家都有一股劲，就想把报纸办好。“当时我做的是编辑工作，负责时事内容。那时候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下午两三点又要上班了。”俞弘毅说。

　　回忆起那段过往，俞弘毅言语间透露出的满是珍惜和怀念。“大家讨论的都是工作，比如明天登什么、选什么稿件、有哪些线索。”也正是因为这份经历和感情，俞弘毅和同事们一直坚守在新闻战线上直到退休。

　　《姑苏晚报》原副总编辑周永华，是1960年6月30日到《新苏州报》工作的。报纸停刊后，周永华来到苏州第一丝厂，成了厂里的“笔杆子”“多面手”。他不仅为单位撰写总结报告，还挑起了厂内宣传重任。此外，他还坚持对外投稿，其中，介绍企业的相关稿件曾被《新华日报》刊登，并被《人民日报》转载。

　　1979年1月，苏州市委成立报纸复刊筹备组。作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的孙谐找到周永华，希望他回来参与复刊工作。埋藏在心中多年的记者梦可以继续了，周永华喜出望外。

　　但回报社并没那么顺利。当企业得知此事后，认为人才难得，坚决不放他走。相关部门到企业“调人”时，企业还借口周永华已经借调到省里工作，想把他留下来。最终，在相关部门和报社的再三努力下，周永华才重返《苏州报》。

　　回报社后，周永华担任记者，负责纺织工业局、基本建设委员会等条线的宣传报道。白天，他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深入基层，密切联系条线单位，建立通讯员队伍；傍晚，他在单位整理采访笔记，“爬格子”写新闻。他说：“大家干劲十足，加班到晚上那是家常便饭。”

　　“我进报社的时候，5个人共用一张桌子。”金蔚然在《苏州报》复刊时调入报社工作，成为经济组的记者。他回忆，刚复刊时办公条件十分艰苦，不少办公设备都是从别的单位借来的，但每个记者工作起来都干劲十足。由于当时人手少，记者都是“多面手”。除了采访写稿之外，金蔚然还要写评论、社论、短评等形式的言论文章。

　　复刊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经济组记者，金蔚然紧盯商业、市场趋势，经过充分调查写出了报道《水灶业亏本说明了什么问题？》（水灶俗称“老虎灶”），讨论水灶业的经营体制弊端。苏州市第一家个体水灶开业时，金蔚然又跟踪采访，对水灶业相关情况做了系列报道，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

　　复刊时，报纸编排、印刷等工作非常耗时，远不如电脑写稿、激光照排方便。为了不影响后道工序，金蔚然采编稿件时，力求文字清晰、语法标点准确。曾有领导评价金蔚然写的稿子“字迹端正、字体规范、全文清楚”。金蔚然曾多次获得报社“万字无差错奖”，并创造了连续发稿五万五千字无差错的纪录。

　　1979年，张昌颐还没有成家。在《苏州报》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他以社为家。“副刊的内容包罗万象，需要有较为广泛的知识面。能担任副刊编辑，一定程度上也是领导对我的认可。”怀着这份热爱、为了这份肯定，张昌颐潜心钻研业务。当年的《我和苏州》专栏前后刊发了100多篇文章，都倾注着张昌颐的心血。选题、策划，向专家、学者、知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约稿……但凡是与苏州有渊源的大咖，张昌颐都要想方设法请他们聊聊这座千年古城。

　　“苏州报”三个字，作为这份报纸最显眼的名片，该请谁来题写呢？巧合的是，1980年春，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正在苏州，计划前往灵岩山寺。得知这一消息后，时任总编辑孙谐安排张昌颐和一名同事前往，希望在采访赵朴初的同时，请他为《苏州报》题写报头。

　　“我们当时就在现场看着赵先生题写‘灵岩山寺’四个字。在他行程尾声，我们小心翼翼向先生提出了请求，他爽快地答应了。”张昌颐还顺势请赵朴初为副刊《沧浪》题了字。

　　“赵先生的字，现在依然印在报纸上。”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每每看到报纸，张昌颐还会想起那段青春岁月。

　　胡月珍记得很清楚，她是在1979年3月19日拿到了“调令”，要求她3月20日前往民治路24号苏州报社报到。第二天，她在民治路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连问了两名路人，都说不知道这条路上有报社。第三名路人恰好在广播电台工作，在他的指点下，胡月珍才知道，在一幢旧楼的二楼，一片从广播电台工作场所隔出来的二十余平方米的空间，就是苏州报社的办公地点。

　　胡月珍此前没有在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但4月27日就要复刊，时间紧迫，她必须马上投入工作。好在社里的“老法师”个个不遗余力传授经验，边干边学，胡月珍很快进入了角色。

　　“当时在群众心里，报纸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为能从事记者这份职业感到自豪。”白天采访，晚上回到报社“爬格子”，胡月珍不知疲倦，反而很兴奋。

　　复刊当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当时群众日常服饰都是素色，观前街一家布店开始出售花布的消息传出后，群众蜂拥而至。前往采访的胡月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柜台边。到花布开始裁剪出售的时候，后方的人拼命往前涌，胡月珍胸口抵在柜台沿上，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回到报社后，她撰写了题为《市场在呼喊》的报道。

　　“我至今难忘那场景，那次采访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呼声。”胡月珍觉得很荣幸，自己的职业让自己更能近距离感受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变。

　　薛菊林是《苏州日报》的老读者，也是一名老通讯员，现年77岁的他仍笔耕不辍坚持投稿。他是《苏州报》复刊以后的“第一代”通讯员，工厂里有什么创新、生活中有哪些变化，他都一一写下来，发给报社。习惯成自然，数十年下来，读报、投稿，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薛菊林以前是苏州染织三厂宣传科的科长。1965年起，他经常写一些工厂见闻、小小说，投给报社。后来报纸停刊，他很遗憾：“看不到苏州本地的新闻，也了解不到新的政策和行业变化了。”他日日盼着报纸尽快复刊。

　　1979年，薛菊林得知报纸复刊后，第一时间开始投稿。《刻苦学习的有心人》《一件小事解除了百人之忧》等，他的稿件源源不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通讯，那是他和记者合作完成的，还配发了一篇评论。薛菊林关注的，不仅仅有工作上的事，还有生活上的事。比如有人说商店里出售的凉鞋，中高跟的多，平根的不好找，薛菊林就会写下来投给报社。

　　1998年，薛菊林下岗了，有几个社区正好需要人，他却舍近求远选择了公园街道南林社区居委会，就为了离报社近一点。那时投稿要靠邮寄，他到社区工作后，就直接去报社投稿。

　　退休后，薛菊林仍坚持投稿，已退休的老新闻人还邀请他参加“新闻茶座”，大家定期小聚，“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苏州报》复刊40年来，离不开老读者、老通讯员的支持。祝孝坚今年70岁，从上世纪80年始在苏州市公交公司从事宣传工作。从那时候起，他作为忠实的读者和勤快的通讯员，与报社结下了30多年的不解之缘。

　　谈起第一次投稿的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祝孝坚回忆说，当时公交公司参加了一个军谊活动，在自己的修理厂车间为解放军制作了一批小物件。祝孝坚将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稿件，投给了当时与他对接的记者程国明。记者收到稿件后，对内容的真实性有一些疑虑，便约了祝孝坚到修理厂、干休所进行采访核实。在确定无误后，祝孝坚的第一篇新闻稿见报了。

　　祝孝坚记得，那是一篇很小的报道，也就一两百字。稿件虽小，但记者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他深受触动，让他深刻认识到新闻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祝孝坚说：“求真务实，不但对我的工作有指导意义，更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从第一篇稿件见报起，祝孝坚得了不少奖项，还连续多年被评为报社“最佳通讯员”，和多名记者成了好友，有的至今还保持联系。如今，祝孝坚早已退休，但读报仍是他每天必做的事。祝孝坚说，《苏州日报》在他的生命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他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说到和《苏州日报》的情缘，今年85岁的程秋生告诉记者，那还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说起。1950年他在沧浪亭对面的苏州市立中学读书，那时正值抗美援朝。1951年7月18日，他怀揣着一份当天的《新苏州报》，告别家乡和父母，跨过鸭绿江，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

　　在军旅生涯中，程秋生偶尔能从亲人寄来的《新苏州报》中，了解家乡发生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程秋生从部队转业回苏，几年后，他从友人处得知《苏州报》准备复刊，在部队就从事宣传写作工作的程秋生喜出望外：“我可以为《苏州报》投稿啦！”

　　这些他都写过。“尽管那时的稿费不多，但我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此后，程秋生的作品多次获奖，他也被评为报社“优秀通讯员”。在程秋生的影响下，他的儿女都非常喜爱写作，在有一年苏报举办的“吴中絮语”征文活动中，他和女儿同时获奖。

　　如今，程秋生依然对《苏州日报》情有独钟，定期投稿。这几年，家里有了网络，能更快更及时地看到新闻，但新鲜劲一过，他又拿起了《苏州日报》。“报纸有其他媒体比不了的公正和严谨。每天阅读《苏州日报》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找到了良师益友，报社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一定要读当天的报纸，时间不够也至少要看完标题才睡。”郑阿姨告诉记者，她每天要用近两个小时看报，报纸是她了解苏州本地新闻、相关部门动态以及相关政策的重要窗口。虽然现在可以从网络上获得海量的信息，但是她还是习惯看报。

　　郑阿姨认为，地方报纸不仅是展示地方特色的平台，更是读者与相关部门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虽然已经想不起来《苏州报》复刊时的模样，但读了几十年，郑阿姨说：“这份报纸已经成了我的一个老朋友！”

　　在报纸复刊40周年之际，郑阿姨希望《苏州日报》越办越好，本地新闻能越做越深入，涉及的面能越来越广。“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充满了期待！”

　　1949年4月27日，解放了的苏州获得新生，随后的7月1日，《苏州日报》的前身《新苏州报》创刊。这张4开4版、周三刊的报纸，1961年2月19日更名为《苏州工农报》。“”期间几经易名，至1971年9月停刊。1979年4月27日，《苏州报》复刊，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1987年1月1日更名为《苏州日报》。

本站　　2月9日，苏州市召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咨询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着眼未来40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共商苏州古城保护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