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的故事改编自作家出版社《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梦庄生态”部分，主要是《村戏》、《花生》和《老路》等五个短篇故事。

　　导演郑大圣认为《贾大山小说精品集》里的故事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乡村生态，就像一帧帧人物素描，从中能体察中国基层社会的人情世故。

　　剧本从2014年开始创作，前后花费了一年半时间，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做了十来稿，剧本写作了八遍，开拍之前导演郑大圣又改了一遍。

　　剧本写到第五稿，奎生才被写疯。编剧李保罗不主张让奎生疯，但导演郑大圣执意如此，因为这样力道可以更足。

　　在影片开拍之前，导演郑大圣给制片人安排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必须找一批非职业演员，他们必须要说自己的土语，彼此是熟人，还必须会戏曲的技艺。只有这些条件全部具备，电影才能正式开拍。

　　影片的“演员”大部分都来自河北井陉县的一个民间梆子剧团——陆德晋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巡演，不完全脱离农村生产生活。

　　片中“路老鹤”梁春柱是剧团团长，“奎疯子”李志兵是剧团丑角，两人是师兄弟，从1985年进入剧团至今，已有20多年的交情。饰演“支书”的王春明是剧团编导，饰演“奎疯子”媳妇、“树满”娘的吕春明是剧团的刀马旦。

　　影片的主拍摄场地是片中“路老鹤”的家乡大梁江村和杨家村，地处偏僻，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村里还保存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房子。美术和置景人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包括重新布置奎生家的窑洞和生产队办公室的内景陈设，粉刷村庄墙面上的标语和黑板报。

　　剧组的服装主要是从村里老乡家里淘出来的羊皮褂子和夹袄，为了做出烟火气，还进行了烟熏、火烧、石磨和泥泡等处理，尽量还原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质感。

　　影片正式开拍之前，导演组织剧团成员做了集中排练，读红宝书和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背诵毛主席语录，唱红歌，晚上集中起来看样板戏，模拟集会和游街批斗，尽可能复原当时的生活样态。

　　电影分为两个阶段拍摄。2015年冬天开始第一个阶段的拍摄，共拍摄了一个多月。2016年夏天进行第二个阶段拍摄，拍摄了12天。

　　为了拍摄片中的“九亩半”花生地，2016年清明之后，剧组租下了整片地，开始种植花生。为了提前一个季度让花生长出，剧组聘请当地农科站的博士进行指导。

　　片中冬天的戏份全部用黑白摄影，这是导演郑大圣从剧本创作阶段就定好的。夏天的戏份是彩色摄影，并在后期制作阶段做了单色抽取，只保留了红和绿，导演拿着那个时代的画报，让西班牙调色师按照画报的饱和度和色阶来还愿色彩。

　　夏天的戏份被刻意安排成不断闪回，黑白与红绿频繁交错，看似凌乱，因为导演想让“70年代那部分记忆像股刺一样锐利地进出”。

　　小说中原本写的是排河北梆子戏《穆柯寨》带《辕门斩子》，电影里改成了《打金枝》，这是陆德晋剧团在各地巡演时最常被点的戏。

　　@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锦华：对我来说，《村戏》是一个给我多重久违之感的电影，包括久违了的乡村，久违了的历史，久违了的现实感。它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故事，是表现主义风格的试验。

　　@影评人周冬莹：一个精神的人，一段的历史，一场光芒四射的疯狂，给出了一种可怕的思想严肃性，让观众去奋力追逐和辨认。这部电影，给予了我们心灵的共振，以及一种历史的和悲情。

　　@影评人苏七七：在我们这个渐渐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村戏》的意义不止于是电影界的一股清流。疯狂的人，疯狂的历史，已经永远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吗？或者冷漠将意味着个体的孤立，遗忘将意味着重蹈的危险？这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它有语言上的力度，态度上的温和，与精神上的锐度。

　　@导演王久良：我非常认可它的立意，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集体性对个体性的压制，所有个人的一切，无论是，哪怕最基本的对于生的尊重都被漠视。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观郑大圣新作《村戏》，仿佛有当年观吴天明《老井》类似感受，更有观布列松黑白影像之感怀。人与土地，个人与群体，真实浓郁泥土气息弥漫于影像之间，戏里人物很难分清究竟是表演抑或生活，镜头运用更是自然质朴，毫无斧凿痕迹。

　　本次活动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范倍教授作为嘉宾同观众进行映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