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中之脑”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阐述的一个著名的假设：假设人所体验到的世界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一个疯子科学家或者超级计算机将人的大脑取出，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缸里维持着它的生理活性，然后通过神经末梢向大脑传递和原来一样的各种神经电信号，以模拟大脑本应体验到的现实世界。众所周知，“缸中之脑”对电影《黑客帝国》三部曲产生了间接影响。《黑客帝国》的导演从“缸中之脑”这一构想中获得灵感，并将之运用到电影情节中。

普特南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大脑可以被设想为一台计算机，而意识或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就像是在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机器状态功能主义”（Computer funktionalismus）。

普特南还提出过一个如今被经常使用的思想实验：“水”这个字具有怎样的含义。让我们先提出一个似乎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答案似乎很简单，“水”就是水，“水”指的就是水这种东西。但这绝不是不证自明的。也就是说，要是我们生活在“黑客帝国”——如果我并不生活在德国，而是生活在空间站的某个地方，从一开始我就接收着电子信号的刺激，那么水的问题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水。每当我想起水这种东西时，机器都会将关于水的信息输入我的大脑。

小时候有人教过我“水”的含义，然而这种想法本身也许就是一种纯粹的幻觉。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水，也许现实中根本没有水这种东西（谁知道在黑客帝国之外的真实世界和空间站中的我的大脑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作为“黑客帝国”中的一个大脑，我所知道的关于“水”的一切都来自我的想象，来自插到我大脑上的机器所提供的幻觉。这听起来很恐怖，并且人们很快就能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可能确信存在着任何事物，更不用说确信最简单的词汇的含义了。我们所说的知识都是由机器提供给我们的幻觉印象构成的，也许机器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完好无损。可以做美梦的大脑也许能够被永久保存，而知道自己会被机器当作能量来源误用的大脑则不太容易被保存，并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可能让大脑逐渐陷入持续的抑郁状态，直到最终深陷悲哀而不能自拔。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可怕，尤其当神经中心主义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在本质上就是“缸中之脑”，这就更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了。在神经中心主义者看来，自我确实就是被包裹在头盖骨中的大脑。演化应该指导我们的思考，因为我们认为真实的一切只是看起来可信，因为我们身上的生物机器追求某些自我利益，比如，它们想要把自己的DNA传递下去，除此之外就是活着，没有其他目的。因此，神经中心主义者声称，我们只不过是“缸中之脑”，受到包括演化、基因、神经递质等外在程序和机器的控制。因此，我们似乎就是在与《黑客帝国》中的生物变种打交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生物体并不总是比技术产物更完美。

当然，普特南并没有止步于此。相反，他想象了一种场景，帮助他阐述了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是“缸中之脑”。设想你看到蚂蚁正在你面前的海滩上爬行，不断地往返。然后，你注意到蚂蚁在爬行过程中显然画出了一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肖像。问题来了：蚂蚁知道丘吉尔是谁吗？它们真的在沙滩上“画”出了他的肖像吗？蚂蚁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众所周知的那个玩笑，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意打字，结果打出了《麦克白》（Macbeth）剧本。蚂蚁显然不认识丘吉尔，猴子也不认识麦克白。我们不是对蚂蚁和猴子有什么不满，只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关于蚂蚁的体验，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或者如果蚂蚁通过信息素，也就是说通过气味彼此沟通，它们会产生怎样的想法呢？从演化的角度来讲，猴子更接近于人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想象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体验自己的现实世界。

在沙滩上爬行的蚂蚁根本不知道如何为丘吉尔画像，如果它们知道丘吉尔曾经存在于人世间，那么这肯定是个奇迹。它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一事实呢？谁能向它们解释，并且它们怎么可能理解这一事实呢？

至此，普特南就将他的两个观点关联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只是“缸中之脑”，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水，就像蚂蚁不知道谁是丘吉尔，猴子不知道《麦克白》。“缸中之脑”不会与水有真正的接触，这种接触包含了这样一些事实，即人们能真实地摸到、看到和喝到水。与之类似，蚂蚁也不会与丘吉尔发生真正的接触，这种接触意味着学习过关于丘吉尔的历史课，比如在“油管”（You Tube）、电视纪录片或书上看到过丘吉尔的身影。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除了想象之物，可怜的“缸中之脑”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这意味着，它们没有与人类相似的语言，它们的语言只能指涉想象的场景和对象。它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水，也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既不知道什么是朋友，也不知道什么是电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指！所以我们不可能是缸中之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