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受到香港渔人协会平民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在9月1日的欢迎会上，他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主张实现自由平等的唯一方法是各种人联合起来抗战。在港期间，他对记者及各界人士发表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建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三是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侨胞抗日救国。前两件事随即开始筹备，第三件事则是在港设立了中华业余学校。

　　1938年初，建议组织一个动员全民参加抗战的机构，得到其他各党派团体的拥护和支持。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建立国民参政会,4月12日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6月16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总数为200人的参政员名单，根据组织条例第三条甲项，陶行知是由安徽省选出的参政员，而实际上他是以救国会领袖身份入选的。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陶因在海外宣传抗战救国未能参会。

　　回国后，陶在政界展开了一阵旋风似的会见与访谈。9月28日到长沙与在此检阅军队的冯玉祥叙谈，并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之宴。10月1日与邓颖超、任光同船到武汉，受到沈钩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人欢迎。10月4日上午蒋介石约见陶，陶谈了两年来在亚、非、欧及北美洲宣传抗日的情况并申述回国三愿，表示要恢复晓庄学院以培养高级抗建人才，蒋当面表示赞同。10月5日，陶与周恩来相见，周向陶介绍了陕北军民抗战的情况。10月6日白崇禧扶病见陶，陶建议以全面教育配合全面抗战，白甚以为然。10月7日与李宗仁谈至凌晨3时，提出全面战术宜有全面教育与之配合，李当时兼任皖省主席，约陶去安徽任教育厅长,15日陶再访李时婉言谢绝厅长任命。

　　10月10日，陶会见教育部长陈立夫，重申创办晓庄学院及推行小先生制以助成普及教育，陈让陶直接向高等教育司立案，陶当天向高等教育司吴俊升致函，经过半月公文旅行，陈最终于10月27日以“不拟复”三个字将陶拒绝。在此后一次交谈中，陈摊牌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党员。”陶对陈说：“他们是否党，额头上没有刻字，我不知道。但就是党员，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呢?”10月11日和14日，宋美龄两次宴请陶行知，陶申述教育对于国家之重要，宋表示相信陶办教育是真正为老百姓，邀他任三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总干事，陶建议“三青团”最好不要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它应该是中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派青年的一个综合组织。当然，他的这一建议同样被拒绝。10月11日，陈诚约谈陶，陈希望他到鄂西北办教育，这位策划国共合作抗日的媒人在当时得到国共及各党派的盛情欢迎。

　　10月28日至11月6日，陶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议会，提出三个提案：《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旨在以全面教育配合全面抗战，造成全面的军民合作，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主张采取志愿兵制，使人人都愿为中国死，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则中国自然能活起来；还有个提案是《赶快建筑西北大铁道案》。

　　12月初，周恩来、白崇禧、陈诚先后向陶转达蒋介石11月25日至28日在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精神。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广西各界人士，名誉主席马君武、理事陶行知、雷沛鸿出席，周恩来应邀发演说。28日，陶从桂林经南宁、越南到达香港。

　　1939年1月1日，陶在香港与国民参政员胡文虎等人请国民政府罢免汪精卫的议长职务。陶还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支持蒋介石的衡山会议五方针，主张抗战建国要真干，不可假干；穷干，不可浪费地干；合干，不可地干；快干，不可慢慢地干；大干，不可小小地干。16日，陶在香港中华业余学校发表题为《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的演讲，指出抗战已成为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战争，应有全面教育与之配合，要把教育扩大到敌人的后方，扩大到全中国，全世界：不只是着重青年教育，还要顾到老年人和小孩子的教育：要顾到随战争的进展而产生的伤兵教育、难民教育；要跟着老百姓跑，宣传、组织、动员、教育老百姓，以产生抗战的力量；教育的行为是服务，服务的行为也就是教育；要顾到高深的研究，也要顾到目前需要的实用技术。1月27日，陶参加在港参政员在华商俱乐部举办的茶会。2月15日至17日，陶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第三、第四次大会。

　　9月9日至18日，陶出席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他提出由国民参政会酌派国际观光团以加强国民外交的提案，并与沈钧儒、邹韬奋联名提岀组织华北视察团案。会议期间陶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精诚团结是民族存亡的关键。”他还参与了被称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他与《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主张建立各级真正的机关。会上，他就“结束党治”与参政员论战，结果通过了请政府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11月13日，陶与一些国民参政员在一心饭店聚餐谈宪政问题:16日写出《宪政运动与国民教育》，就四次参政会后组织的宪政期成会以及中国宪政运动，主张创造一部宪法，并认为这是空前的一件大事。从教育的目光来看，宪政运动要用新大学的原理来干，在止于大众的幸福，最重要的原则是学术自由，不但要官训民，还需要民训官。“全国国民共同认识而有共同学习、共同参加所产生的宪法，是必定成为共同遵守、共同爱护的国宝而垂于久远。”但是,1940年第五届中常会第一四五次会议却通过了压制宪政运动的暂行办法。

　　1940年1月4日，陶出席参政员茶会并被推举为起草日美商约期满之对策的起草员。此后数日多次与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胡愈之等聚会讨论时局。1月23日，国民参政会决定将陶等提议的华北视察团改为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团员由参议会议长蒋介石指定。2月3日，、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致电参政会秘书处，不同意1月23日对华北视察团的改变，特别对组成成员中无陶行知等表示异议。

　　4月日至10日，陶出席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其间与张治中、许世英面谈,9日陶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指出中国有三件大事：抗战到底、精诚团结、实行宪政。这三件事是相联系的，必须由参政会及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他特别强调必须立即停止国共摩擦。陶说他“已在参政会上提出规定教育为人民义务和权利的问题”，并诙谐地说：“我们不希望中国老百姓吃大菜，但我们希望中国教育办成中国老百姓平日吃的青菜糙饭一样。”

　　7月11日，行政院长蒋介石聘陶行知为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委员,29日陶收到聘书后致函孔祥熙，表示“极愿竭其绵薄，为国效力”，但“国内劝募，知交多属寒士，效力很少”，倘能出国一行，宣传抗战成绩、粉碎敌伪反宣传、鼓励侨胞捐输，“一举数得，贡献较大”，此意未获批准而未成行。7月25日，陶会晤沈钧儒，沈向陶介绍了他同黄炎培、左舜生、秦邦宪、章伯钩一起与参议会议长蒋介石晤谈的情况。

　　9月，国共间摩擦加剧，陶生病近20天。22日，周恩来、邓颖超、徐冰、张晓梅等专程到旧碉堡探望病中的陶行知及其夫人，育才学校指导部主任吴渤(白危)向周恩来汇报育才学校情况。周指岀育才学校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建议秘密准备一条大船，一旦形势骤变，师生可乘船溯嘉陵江北上广元，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帮助转入解放区。陶欣然同意，以运输为名租用一条大木船，做好了“有备无虞”的应变准备工作。

　　11月11日，陶行知与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鹿钟麟、薛岳同祭张自忠将军，孔祥熙同意帮助创办晓庄研究所。12月23日，陶以“文化团体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士”身份连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将每月车马费360元全交育才学校作办学经费1941年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双方的摩擦公开化。30日陶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联名致函蒋介石，请纠正暗中捕人行为，以保而重法治。3月1日至10日，陶参加在重庆浮图关国民大会堂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七位参政员拒绝与会。

　　11月15日，陶行知与史良等商议参政会提案，决定经济案以平抑物价为中心，案以言论自由为中心。陶又与沈钩儒同访周恩来、董必武，劝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董示意“叶挺未释”不与会，两天后得到释放叶挺的保证，陶记下“董、邓出席，团结有加，全体为国家庆幸”。16日，陶参加中国政团同盟首次以组织名义在重庆临江路餐馆举行的茶会，招待国共两党代表和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人士，宾主共50人。会上宣布中国政团同盟正式成立，冲破当局的“”，并就问题交换意见。

　　11月17日至26日，陶参加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陶与胡秋原等人提出的《正式承认自由韩国临时政府及独立阿比西尼亚王国案》、《设立中央儿童学园以倡导幼年社会教育案》和《化除青年烦恼发挥青年精神以保全民族元气而增加抗战建国力量案》。后一提案提出用的方法训练青年，禁止教师、学生充当私密，尊重信仰自由，保障。陶在会上看到有人提出实行将田赋改征实物的新政策的提案，愤然在该提案标题上写下“弊端百出，苛扰不堪”；在选举参政会驻会委员时，邻座的参政员陈其采接到一张条子，陈视力不佳请陶代看，原来是政员要选的人员名单，陶愤慨地将“自己机械的做成有声电视，读给他听”。

　　1942年7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三届参政员名单，陶行知、吴玉章、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梁漱溟、罗隆基、陈嘉庚等43位上界参政员未被选入。由于参政会只有建议权和询问权，无决议重要方针的权力，因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机关，但它绝对是当时各派之间复杂斗争的舞台。随着国共两党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议案所议常如泥牛入海，陶等多数人士原初希望参政会成为通向宪政的过渡或“楼梯”的设想也越来越不现实。

　　生活教育社从晓庄学校时起就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组织，但一直没有正式成立备案。1934年1月20日，陶行知发出致生活教育社全体同志的信，希望相互通信，报告各人为劳苦大众干了什么事。

　　1938年11月21日，陶飞抵桂林筹备公开成立生活教育社。12月15日，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正式成立，以探讨最合理最有效之新教育原理与方法，促进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及生活之提高为宗旨。有200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陶作报告，白崇禧、郭沫若等讲话，社址设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陶当选为理事长，他总结了生活教育运动经历乡村、普及、国难、战时、全面等教育运动的十二年历史经验、教训，号召全社同志今后要负担起四大任务：力求自己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进步；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运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运动，倡导教员要担起宣扬真理、驳斥假理的责任。会议选举陶行知、李任仁、邵力子、黄炎培、汪达之、王洞若、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沈钧儒、顾颉刚、雷宾南、杨东莼、张宗麟、田汉、张劲夫、崔载阳、徐特立、孙铭勋等32人为理事，预留1名蒙古族理事名额；选举邱昌渭、杜重远、任光、范长江、戴自俺、刘琼瑶、程今吾、喜饶嘉措、蔡楚生等15人为监事，日常工作先由王洞若，后由程今吾负责。

　　1939年3月1日，生活教育社召开干事会，本着“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精神研究晓庄研究所事宜。4日至5日，陶草拟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并在3月15日召开生活教育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社员、来宾及小朋友1500人。主席黄炎培致开幕词后，理事长陶行知作了长篇报告，将“迎接困难”四个字送给全体同志作座右铭，预言中国抗战已走上了胜利之路，总结十二年来生活教育所做但尚未做完的三件事：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今后要继续以往的工作，负起当前的责任，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而争取全面的最后胜利。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加强我们的力量：学术就是力量，每人都要抓住一个问题继续不断、百折不回地去研究它，不得到解决不止；组织便是力量，生活教育社是一个教育思想者、教育运动者、教育工作者的团体，又是培养教师、学习生活和知能的共同生；组织必须化，“不但总社要化的组织，而且分社、共学服务团的组织都得化”；行动便是力量，要以行动的战时生活增加力量。邹韬奋、董必武、喜饶嘉措大师等来宾在纪念大会演讲，朝鲜少年三一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战时儿童服务团等许多儿童团体表演了节目。

　　4月15日，生活教育社重庆办事处成立，陶在成立会上报告该社在渝工作计划：最近将成立晓庄研究所，研究伤兵教育、难民教育、华侨教育、游击区教育等专门问题；筹备育才学校，训练受难儿童。名记者社友范长江报告国际新闻社东进支队的工作况，着重指出进行持久战中深入教育工作之重要性。生活教育社成立之初即在桂林推广山洞教育，将防空洞办成战时民众学校；推行小先生制，促进战时儿童教育，组织伤兵服务；筹设“第二家乡”，为流离失所的人才提供生活场所和服务社会的机会；进行兵役宣传研究、游击区教育和儿童保育研究。该社在四川浙江、上海、安徽、香港等省区设立13个分社和10个通讯站，总社增设出版部，并开展征集生产建设基金的工作。

　　1939年6月起，生活教育社组织社员参加暑期共学会，从7月20日至8月5日，先后请吴玉章、顾一樵、冯玉祥、邵力子、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章乃器到会讲学。7月30日还专门召开生活教育理论讨论会。12月底，陶对一位朋友来信中对于生活教育提出的一些怀疑或反对意见作出答复：“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而且还在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为着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的目的，都是错误。”否认了“生活教育者企图不通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的看法，否认生活教育“只限于一部分被提拔的天才者，群众是没有份的”的观点，强调从民众那里来的回到民众那里去。“高谈理论，而无实践的象牙塔里的家也无由知道生活教育之宝贵。”强调：“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1940年3月10日，陶给主办《战时教育》半月刊的白桃写信道：“有人希望给我们划一个‘教育圈，叫我们老在这里打转。”建议要走出教育圈，应采取的方针是：“一般的特殊，特殊的一般。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3月15日陶撰写《生活教育运动十三周年纪念告同志书》，报告生活教育社所属晓庄研究所已经建立；育才学校已经开学；新安旅行团开展西南伤兵和难民工作成绩很好；浙江云和、湖北英山及山西运用生活教育理论有特殊效用；社友500人在江南一带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有40余人壮烈牺牲，我们应当踏着他们的足迹，负起他们遗下而未完成的任务；提示今日中国教育最需要而最忽略觉悟之启发，一个教育者的重要任务是把自己和学生的成见、武断、私心、偶像崇拜、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从头脑里肃清出去，并把客观环境与头脑之间的门开得好好的，使得真理可以清楚而正确地反映出来，这种反映的收成便是从大彻大悟中形成信仰而生出力量；强调宪政是保证精诚团结抗战建国的根本大计，必须把宪政运动和国民教育、民众教育联起来，使大家对制宪有共同了解、共同参加、共同信仰。

　　1940年6月，育才学校文学组主任魏东明去延安，陶与他告别时讲：“那边正要我介绍一些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去工作，你去正好。”并请魏转达中央，同意在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成立生活教育分社。随后延安正式成立了生活教育分社。1942年3月17日下午1时，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与新教育学会在延安礼堂联合举行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五周年大会。中宣部、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边区教育厅、延安师范学院、边区师范、保育院等机关和学校代表200余人到会，董纯才致开幕词，简述生活教育历史；徐特立、罗迈二部长讲话。徐特立着重指出生活教育创始人陶行知中国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美国式的实际主义的作风最值得学习；罗迈指出陶行知和徐特立是中国新主义教育的两面大旗。徐、罗一致号召全延安教育工作者要虚心地热烈地来研究陶先生的学说。最后由报告生活教育学说，并分发新教育学会草拟的生活教育研究提纲，决定各小组详加研究，多提问题，将请罗迈作结论。

　　1943年3月17日，延安新教育学会和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致电祝贺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同时延安教育厅、新教育学会暨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共同举办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会，吴玉章、徐特立、罗迈、赵毅敏、柳湜、贺连成、董纯才及各中学校校长教员等40余人到会，吴玉章说，我们今天的教育没有办好，原因是教育与生活、社会脱离了关系，我们要创造新的教育首先要与老百姓的生活与社会结合起来。194年和1945年，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暨延安文教界举行类似的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及徐特立等百余人到会。在1945年的纪念活动上，林伯渠在讲话中指出：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和诸位先生等十八年的劳绩打破了中国历代把读书当成士大夫阶级特权的思想，使教育为群众服务；另一个特点即是抛弃了读死书的教条主义。贺绿汀以其在育才学校任职时之具体事实说明陶的作风和对学生的爱护会议写信慰问陶行知，最后由刚来延安的育才学校十七八岁的同学黄晓庄、陈复君二人演唱该校音乐组同学自己创作的歌曲三首，其中一首为黄晓庄创作的《你这个坏东西》。

　　1941年6月11日，在生活教育讨论会上，陶阐明生活教育运动的经济基础，强调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不可分，指出生活教育的远景是建立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近景是日本帝国主义。1942年3月15日，生活教育社举行十五周年纪念茶会，到会社员、育才小朋友及各界人士共200余人，陶理事长在报告十五年来推行生活教育的动人故事后说，生活教育一向拥有但未曾公开的两个朋友：一位是贫穷，一位是患难，并以“友穷、迎难、创造”六个字与大家共勉，一切为创造，创造为除苦。延安新教育学会正、副理事长徐特立、范文澜致电向生活教育总社陶行知先生祝贺称：十五年前，先生不辞艰苦，创办晓庄学校，提倡乡村教育，掀起了乡村教育的大浪潮，波及全国各省，晓庄变成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大旗，先生执这面大旗，披荆斩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开辟了一条大路。

　　生活教育社原拟于194年6月召开会员大会，因战时交通阻隔，遂采取通讯方式改选，陶行知连任理事长。1946年后，生活教育社迁往上海,1951年批判《武训传》后停止活动。

　　1938年10月2日，陶行知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说，今后将仍然担任教育工作，办战时学校。4日，陶出席汉口临时儿童保育院欢迎大会并演说，强调保育难童之重要，不要把保育难童工作认为是慈善事业，应认为是保育中国的幼年主人，与将土在前线捍卫国家一样重要。

　　10月15日是新安旅行团成立三周年，陶与邓颖超、田汉、任光、李崐源、王洞若等参加在儿童保育院举行的庆祝会，被新安旅行团小朋友誉为“太老师”的陶幽默而富有深意地说他不是太老师，因为他一贯主张向学生学习，因此他是新安旅行团的“太学生”，认为新安旅行团今天有如此成就仍是不够的。用追求真理的话说，这只是抓住了真理的尾巴，必须继续抓住而且要骑到真理的背上去！引得儿童们欢笑不止。

　　陶在武汉期间应邀参加设计委员会帮助从武汉迁到四川的所保育院做开办工作，他对翦伯赞说：“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1939年新年，陶赴港为创办重庆育才学校及晓庄研究所筹集经费，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答应以赈济款项拨给开办费45万元，经常费用每月3000元。2月，陶多次往返重庆与北碚之间。3月1日，专程到龙凤岗、东洋镇、草街子古圣寺等地寻觅准备创办的育才学校校址。2日，他将此事托付给卢作孚之弟、北碚区长卢子英。14日，陶就创办育才学校一事致函宋美龄，说明受到天才儿童的刺激，为了培养难童中的幼年人才，便拟定章程、计划，筹到最低限度的开办费，并希望在16日下午以前有一机会向她详细报告并请指导。

　　3月18日，陶到古圣寺查勘育才学校校址，与县立小学校长昊学渊等人晤谈。4月15日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与王洞若、马侣贤、陆维特等进行筹备工作；23日最终选定合川县草街子镇凤凰山上的古圣寺作为育才学校校址。

　　5月，王洞若、戴伯韬、帅昌书(丁华)、魏东明等协助陶制订办校计划及工作方针，分别拟订《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育才学校公约草案》。《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明确提出：“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同时注意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学校全盘教育的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办知情意合一的教育。《育才学校公约草案》相当于学校章程，分总则、基本权利与义务、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及校长、集体生活最高权力机关、学生自治权力机关、行政组织、自治行政机关、自我教育小组、监察及裁判机关等14章。总则第一条规定：“育才学校的教育基础为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参加分子相师共学，力求进步，探讨真理，服务社会。

　　陶委派马侣贤负责筹备、租借，修理校舍，募集图书及相关办学设施；帅昌书、陆维特、孙铭勋、张望等组织选拔测验组，分赴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察及特殊能力的考察三个方面综合评价，择优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入学。6月15日晚，育才学校借温泉小学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中的各项事宜，确定各组指导员，初分文学、音乐、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五组。各组主任都为有名专家，招聘的教师有赵望云、吕霞光、任光、常学镛、顾佛影、陆维特、吴晓邦、岳立、水华等。

　　7月20日，育才学校在北温泉小学开学，第一批到校学生40余人。陶作了题为《育才学校创办旨趣》的演讲：“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能够发展。”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小专家；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特殊教育。北碚中心县委李亚群根据四川省委指示，派林琼到育才学校担任地下支部，公开身份是音乐组艺友；9月，中南局又派自延安马列学院毕业的党员廖意林来育才学校工作。8月初，学校迁至合川县草街子乡风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有来自15个省战区、灾区的难童学生70余人，年底增至近百人。

　　9月30日，陶思考如何设计育才校徽，事后，他以《我们的校徽》为题撰文说明其意义：圆圈是求学的符号，求学要虚心，要有相当的空闲。它又是工作的符号，工作要不断努力才能成功。它也是战斗的符号，要精诚团结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圆圈虽能把学校生活本身的内容包括无遗，但要三个圆圈连锁起来才能充分表现它与世界及历史发展的关系内涵：第一个圆圈代表全校一体，第二个圆圈代表世界一体，第三个圆圈代表古今未来一体。三个圆圈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有：智仁勇；；工学团；教学做合一；自然、劳动、社会；头脑、双手、机器；迎接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检讨过去，把握现实，创造未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凡30余种。我们的三个环是个连锁的红血轮，代表着有生命的学校、有生命的世界、有生命的历史都联成一体。

　　10月13日，育才学校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自由与纪律，先生与学生，与集中，教材编辑、朝会、生活指导会等事宜，决定请马侣贤代行校长职务，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筹款11月3日，出席重庆保育院院长会议的院长们参观了古圣寺育才学校,6日，校务会议上讨论生活教育的方针，陶提出“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含的边际，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从1939年底开始，育才学校开始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数年中陶开口向一切可能提供捐助的人募捐，尤其是1943年后，师生几百人的衣食住行花费全靠这位“背着爱人游泳”的老夫子去跑，曾数度发生经济危机，陶曾一日发17封求援信，但还是过着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的日子。

　　1940年2月6日，育才学校第四次指导委员会决定招收自费生。20日陶致马侣贤信称：“望停止做垫被，统以散稻草代替。”可省则省而且必须省，使得别的要务可以有钱举办。3月9日，陶给马侣贤、帅昌书写信约请专家到育才讲学，此后先后应邀到育才讲学的有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发、翦伯赞、郭沫若、周扬、夏衍、刘白羽、邵荃麟、徐迟、周而复、萨空了、吴晓邦、盛婕、姚雪垠、曹靖华、戈宝权、光未然、田汉、何其芳等人。3月16日开始，陶行知生了一场大病，血压高至156~210毫米汞柱。

　　6月25日，陶回复马侣贤的辞职信道：“知道每月所亏超出预算甚巨，解决之法：一为开源；二为节流；三为努力生产。开源我担任；节流你主持；生产要全校动员来干，务使地尽其利，人尽其才。”“育才学校是差不多漂流到尼嘎拉瀑布(尼亚加拉瀑布)的悬崖上头，我们这些船夫倘不依着把舵者所驶方向转头来，整个的船可以从瀑布上冲下来。这不是你辞职的时候，而是努力立功的时候。我料理就绪，当扶病来校帮助你们奠定学校的基础。虽然一个病人的力量是很少的，但我也是船夫之一，不能袖手看船翻。”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1940年夏育才又从几所保育院及当地儿童中招收一批新生，到6月底全校学生152名(其中难童140名，自费生12名)，学生带来的幼小弟妹和地下党、进步人士送来的幼年子弟编为小学复式班，由夏志诚负责教学，这成为小学部的前身。学校还陆续设立了图书馆、资料室、操场、植物园、木工场、农场等。

　　1940年9月24日，陶陪周恩来一行到育才学校，在全校师生欢迎会上，周报告当前形势，并与教师研究应变计划，还在孩子的笔记本上题写：“一代胜似一代。”25日陶写信叮嘱马侣贤：“昨天请客一切费用，连酒菜、饭茶、滑竿、船钱都在我的暂记账上，并请立即清算，以便照付。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10月11日，周恩来、邓颖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欠佳，特捐助400元作买运动器具之用，陶嘱咐马侣贤：“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11月7日，中央发表就时局的指示，要求区域的一切组织全部地、完全地、有秩序地隐蔽起来，育才学校支部组织疏散隐蔽，冯兰瑞、戴伯韬去延安，正准备来渝的张宗麟也转道去延安。9日，陶在学校朝会上提出大家要有研究和帮助的态度，要建立健康气候、学术气候、朋友气候、集中气候四个目标，方法是约谈、快谈、畅谈，育才师生之间相互称大哥大姐。

　　12月26日晚8时，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主办儿童音乐演奏会，冯玉祥夫妇、何应钦夫妇、叶剑英、郭沫若、周恩来、邓颖超及苏联友人米海耶夫、叶绥娜暨银行界、文化界、中外记者百余人出席音乐会，陶致词报告创办育才学校之动机，旨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及帮助儿童从事特殊的修养，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无数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贺绿汀报告音乐组情况，音乐组学生陈贻鑫等演出钢琴独奏、合唱等节目，获得与会者一致好评。演出后，应陈贻鑫请求，周恩来为育才音乐组同学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入冬后，天气骤冷，学生衣衫单薄难以御寒而棉衣一时又筹措不及，陶打开自己的衣箱，捡出可以御寒的衣物给学生，教师们也纷纷响应，有些教师甚至还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毛衣给学生穿。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育才学校设立了指导、研究(后取消)、校务三部。指导部主任先后由帅昌书、吴渤、方与严、程今吾、廖意林、邹绿芷等担任；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校务部主任马侣贤。以上人员除马外都是中员。育才各组主任分别为：文学组主任先后是魏东明、艾青，社会科学组主任孙铭勋，自然科学组主任先后是孙锡洪、陶宏，戏剧组主任章泯，音乐组主任先后是贺绿汀、李凌，绘画组主任陈烟桥，舞蹈组主任戴爱莲。在课程设置上，普修课小学开国语、算术、自然、生理卫生、社会常识、英语、劳作、图画、音乐、体育等；初中设国语、英语、数学(初一算术、初二代数和几何)、历史、地理、社会常识、劳作、图画、音乐、生理卫生、体育，初一设生物、初二设理化等。特修课分组开设：文学组设文学讲话、语法、名著选读、写作练习、文学、修辞、作家研究、文艺批评、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音乐组设视唱、键盘乐、乐理、音乐欣赏、弦乐、声乐、管乐、作曲等；戏剧组设发音、表演、化装、舞蹈、戏剧讲话舞台技术、剧运史、世界剧史、导演、剧作、心理学等；绘画组设素描、漫画、水彩、木刻、画理、解剖学、透视学、美术概论、国画、广告画、美术史等；社会科学组设社会发展史、伦理学、经济学、联史、哲学、中国问题、国际问题等；自然科学组设物理、应用物理、生物、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天文、气象、地质等；教学以班级授课制为主，集体探讨、社会调查等为辅。课时划分：普修课起初占三分之二，特修课占三分之一；随后各占一半；最后普修课进一步减少，特修课则进一步增加。

　　1941年月皖南事变后，育才地下党员教师在短时间内按组织通知撤离到延安或其他地方，留下廖意林、方与严等地下党员坚持工作。贺绿汀、戴伯韬、陆维特等赴港转沪到苏北，帅昌书等去延安，王洞若等去昆明。育才地下党两个支部合并为一个，由廖意林任支部。27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陶校长同意派训育主任到育才任职，可以拨给经费改为公立，陶婉词拒绝。为了锻炼孩子能力，也为解育才因老师转移出现的师资不足问题，从1941年初开始成立育才见习团，走出学校学习，戏剧、绘画、音乐三组分别到重庆艺术社团、展览馆、工厂、商店等处向专家学习，向工农大众学习，三个月见习期满返校搞创作，再向社会公演、展览、汇报学习收获。1月5日音乐组到渝，数度举行演出，深为各界称许；8日戏剧、绘画两组学生31人到重庆参加各种戏剧、绘画活动，以增进实际经验。

　　3月29日，陶给肖生写信：“学校要实行传达室办法。有人来必须填明姓名、住址、事由、所会之人，并须通报副校长。遇有便衣，必须要求其出示证章，否则拒绝。便衣人检查，亦须由精明负责人陪同察看，以免有人栽诬……我们必须认真办学，以求对得住小朋友，对得住国家民族。毁誉之来，可不必计较；横逆之来，以慈爱智慧庄严无畏处之。我们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人类服务，社会必有了解之一日。”

　　6月30日，陶发表《育才二周岁前夜》，认为目前的磨难可算是严重，但是也给了我们空前的机会创造，明确集体生活包含集体自治、集体探讨、集体创造三种要素。集体自治一方面培养自动的力量，一方面培养自觉的纪律，方面树立宣导这力量及有效发挥这纪律而有条理的机构，使他们向着有目的的生活奔赴。集体探讨有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五路，在以集体的努力追求真理。集体创造在运用有思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产之园地、学问之气候。主张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主要的四把钥匙即国文、数学、外国语和科学方法。分六组特殊学习目的在使人才幼苗得到及时培养而免于延误枯萎，短短两年试验证明此路线正确。特别注重自动力之培养，生活、工作、学习都能自动则教育之收效定能事半功倍。集体检讨可能的流弊是一不小心往往会变成集体裁判，纠正之方在立法，有司执法，网开一面。

　　7月20日，育才举办建校二周年纪念仪式，陶讲《育才与抗战艰苦奋斗之奇迹》，并为因公殉难的会计雷醴泉撰写碑文。

　　1941年下半年，除了要克服经济困难，育才还面临着向当局立案的压力。10月15日，陶在给育才戏剧组和文学组同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集中精神要取得平价米，并把中学部立案手续办成。我们的三个月的捐米被炸毁了。冬衣的布还没着落。为着顾到学校的生存，只能满足你们一小部分的希望。”由于陶以校内有老资格党员方与严为由未同意当局派训育主任，育才立案受阻。当局对此用尽卑鄙手段，一是造谣说“育才学校已经自动停办了”，“政府要接办育才学校了”。二是破坏，当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朋友正打算捐一笔钱给育才时，有人警告他：“哼！你拿钱去给党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三是利诱，“育才学校可以改为国立，经费由教育部负责切问题都好解决”。四是纠缠，指使草街子土豪张登年借“霸占公产”罪名和育才打官司。五是耍流氓，学生在北碚演戏募捐，特务们打伤全市唯一一位出租汽灯的老头子，阻挠售票，抢占座位。六是开展特务工作，学生进城参观实习，大小特务们不离左右，用皮球、糖果、本子、钢笔等来引诱天真的孩子们。在当局以手续不完备、基金不足为由不让育才学校立案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又鼓动当地土豪以办古圣寺中心小学为名企图将育才挤出古圣寺。12月24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委员李琢仁、黄仲翔就解决育才校产纠纷问题致函合川县长、县党部长。陶一方面在明枪暗箭之下和魔鬼们周旋，一方面挑上二百几十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和米价赛跑。

　　11月2日，陶在朝会上说，与米价赛跑要努到最后一斤力，动员一切朋友和力量。12日陶从宋美龄那里和保育会募捐到一批大衣，他在写给育才驻渝见习团的信中吩咐“要十分珍惜这衣服”，并向他们分析弄脏弄破的原因和地方，提出：“你们爱惜衣服，便是爱惜国力。这是每一个忠诚的国民应负的责任。”

　　12月7日，经阁宝航介绍，借重庆管家巷28号间明远房作为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该房被敌机炸毁无人管理使用，与房主商定由育才学校出修理费抵作五年租金租用后来重庆社会大学、行知小学的校址也设在此处。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东南亚华侨及港九同胞对育才的经济支援中断，米价飞涨，育才有断炊之危，陶终日为募集经费奔忙，与米价赛跑更紧张。在此情况下，全国保育总会副会长邓颖超以育才部分学生家长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为由，将育才学生王智、李冬、肖志鹏、卫道静、刘国钩、刘幼雪张作民等送往延安就学。随后还送黄晓庄、陈复君、武兆令任克、罗燕铭、余静梅、陈一坤、张珍、王明明、刘存久、谢可烈、陈光华、叶明、张旭东等去延安学习或参加工作。这一年，除历史学家翦伯赞讲中国通史外，吴玉章、田汉、茅盾、邓初民、周谷城、姚雪垠、秦邦宪等亦先后到育才讲课。

　　1942年1月5日，育才决定在渝分别举行绘画展览、话剧公演及音乐演奏筹募经费，陶即来渝筹备。11日绘画组在中苏协会展出抗战儿童画展，作品有水彩、木刻、油画、漫画等千余件，均为该校学生习作。绘画组20人，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16岁。另辟“育才之友”画展，展厅一进门是“育才之友”冯玉祥和郭沫若及一些艺术家赠送的字画展览，参观者赞叹不已。冯玉祥特地为育才学校儿童画展题写形象逼真的《小小艺术家赞》歌。16日，戏剧组开始在抗建堂公演五幕儿童剧《表》，到20日共公演5场。2月14日和15日，音乐组在广播大厦举行音乐会。三项活动除去开支尚余1.5万余元。7月20日，育才学校举行三周年纪念晚会，陶发表题为《每天四问》的演讲：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法。

　　1943年4月3日至5日，育才音乐组在重庆举行音乐会，并在重庆广播大厦进行特别广播，冯玉祥在音乐会上独唱，劝勉青年人要努力打回老家去。6日，育才戏剧组为筹募难童教养经费在重庆、北碚、合川公演《小主人》，该剧描写一群苦孩子辗转流离于炮火炸弹之下流浪乞讨，饥寒病死，悲欢离合，反映那个时代孩子们受难、挣扎奋斗的过程。

　　1944年6月，陶即开始撰写《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以纪念育才五周年，然而这篇文章直到他逝世也未写完。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育才学校在千灾万难中居然活了五年，可以算是一个奇迹。”“纪念这个奇迹的最好方式，是爱护它，保护它，发展它，繁殖它，使它在新中国和新世界之创造中，发挥出它的力量与贡献。”要求全校师生克服弱点，发扬优良传统，向前迈进。五年工作的五条优良传统为：奉头脑作总司令；止于大众之幸福；全校团结成一个巨人；虚心，虚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建立起健康的堡垒。未来发展除特修科要继续探讨外，应适应大时代的需要，在战时，学校不只是一个学问的组织，而且是一个战斗体；在平时，学校应该不只是一个消费的组织，而且是一个生产体；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学习帮助创造的新中国。

　　9月，育才学校增设舞蹈组，由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主任，除在校内挑选有舞蹈才能的学生集中学习外,10月17日发出公告公开招收14岁以下初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20名,10月20日考试。陶还组织舞蹈组师生到新华日报社去学习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并很快就到附近农村演出。陶自编《朱大嫂送鸡蛋》秧歌舞剧歌词，由音乐组老师谱曲，戴爱莲女士编舞。《朱》剧很快就传到了山城的一些学校与附近农村。戏剧组学生自编自导四川方言话剧《不太平》、《啷格办》，在重庆、北碚、合川等地演出，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10月13日，陶行知致育才全校同志、同学、同工信，就校务会议及教育方针扼要总结五点：已发现有特殊才能者采取即博即专之原则；未发现有特殊才能者采取先博后专之原则；中途发现所入之组不合性情或发现另有更高之才能时得以转组；普修课依部章分阶段；特修课依各本组之性质定进程，不做普修课之尾巴。10月，育才学校绘画组在印度加尔各答举办的绘画木刻义卖展览得到各界好评，订购者踊跃。捷克斯洛伐克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许士德在印度参观展览后，当场选订绘画组学生舒元玺的木刻画《小孩》一幅，到重庆育才学校提取作品时还盛加赞誉。在加尔各答展毕回渝后，又添加新作于10月底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展览。本月，饶国模支持育才事业，先将重庆市郊小龙坎法元寺的一块土地(约十亩)捐给育才开辟农场，后又将市郊瓷器口高峰寺的千树梨园捐给育才。次年，两个农场均获丰收，所得可供学校开支月余。

　　11月3日晩8时，育才在抗建堂举行舞蹈音乐会，音乐组学生演奏，戴爱莲表演舞蹈，节目非常丰富，此后又接连演出数日。陶对记者说：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正是恢复与发展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一大尝试。戴爱莲女士对西洋古典舞、现代舞都造诣很深，回国后不断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舞蹈，决心要从中国古代舞蹈、西洋舞蹈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中融合创造出中国的新型舞蹈，热心主持育才舞蹈组的创办，并相信将获得很有意义的结果。

　　1945年3月15日，育才同学会成立，陶出席成立大会并要求同学们加强团结：“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块石头，如果彼此凝固得紧，便成为一座堤，水由堤上流下去，冲动了水轮，便可发电，产生热，产生光，产生力量。”大会公推徐永培同学为理事长。此后，育才师生加强农村工作，与校四周民众密切联系。育才学校的两个秧歌队深入工厂农村为广大民众演出，更有计划地开展农村调查、访贫问苦、送医送药上门、巩固原有识字班并增设更多的识字班。

　　5月2日，陶给育才之友、爱护科学之友写信告知去年经校董会议决，以后本校方针要加强自然科学组，并扩充其名额为全校学生数的50%。今年招收新生即特别注重数学程度并提高智慧测验标准，最近在北温泉租得临江楼房屋一座，足敷初步发展之用。现在一切条件业已具备，只缺少基本之图书仪器设备，需募集科学图书杂志，生物、物理学、化学实验室仪器设备。当月育才自然组由古圣寺迁往北温泉红楼。

　　7月20日，陶参加育才学校六周年校庆活动，和来宾们一起分发由美国援华会赠送的儿童读物。8月7日，陶准备育才学校情况报告，拟向美国援华会争取经费补助。9月，饶国模又将重岩村山腰上三座楼房租借给育才(象征性地收取少量租金)，戏剧、舞蹈、音乐、自然四组及小学部均迁至此，与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为邻。1946年春节，八路军办事处开联欢会周恩来把育才的孩子们也请了去。在联欢会上，孩子们跳起了欢快的秧歌舞，唱起了解放区传来的歌曲。周请育才师生会餐，让孩子们吃上一顿好菜、糯米饭，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并赞扬说：“你们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线日，育才实验剧团开始在北碚献演歌舞话剧大会串四天，所演《三江好》、《王大娘补缸》、《搜査》和《新疆舞》、《舞》等均极为精彩，场场观众满。该团遂决定续演三天，并定于17日招待儿童福利所儿童,18日和国立剧专联欢，演《啷格办》，但13日晚演出正进行时，突有身份不明的便衣持枪人员到场外寻衅，企图将该团工友逮捕，一时呼救声大起，经观众赶出解救始罢。因处境复杂，该团遂决定停演。

　　陶行知十分注重创造,1939年他就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要教人在行动上取得真知识与真力量。而且他十分注重激发大家共同创造，他提倡“行是知之始”时名字还叫“陶知行”，有调皮学生喊“行知吾师”，他笑而默纳。1934年7月16日，他干脆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后来还为自己签名造了一个特别的新字—“衙

　　1934年11月12日和14日，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陶说：“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了没有创造力的民族，千年来的传统教育，便是斩杀小孩子创造

　　1936年8月20日，陶在给汪达之的信中说对于试验工作所抱根本的态度是“帮各人或各个小集团，取得一个自由研究的环境，独出心裁的去创造。看见有创造时，我便欢呼鼓掌，否则便觉得苦闷，甚至懒以理会。同时只要我鼻子还在水面上，总是毫不吝惜的出我的小小力量向大家贡献，只是不愿负起主持之责以减少大家的创造欲。”1940年3月15日，陶在生活教育运动十三周年纪念时说：“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自觉的生活才能踏进更高的境界，通过自觉的集体生活的教育更能发挥伟大的力量，以从事于集体之创造。”

　　1941年2月19日，陶得悉学校中有少数同事和同学精神不振，便写信请马侣贤向大家转达：“在平时办学一帆风顺人人能办。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奋斗是万物之父。”3月15在生活教育运动十四周年纪念会上提倡以创造纪念以往。6月20日至7月20日，育才全校师生积极响应陶行知提倡的“集体创造月”活动，自己动手造了四个露天讲坛、一个解台，两个游泳池，改造图书馆使它成为现代的文化厨房，建立了自然科学馆、历史地理陈列馆，艺术馆举行了就育才学校来说空前的有意义的展览会。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查看第一口自开的水井出水情况。8月1日，陶行知在朝会上总结了“集体创造月”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并宣布“集体创造年”开始。13日陶讲创造新学校、新国家、新世界者当有“挖更深之池，开更坚之石”的精神。29日在林间小山上召开育才校务会议，通过了陶草拟的《育才学校创造年计划大纲》，提出以严肃认真态度律己，以互助合作精神相待，以科学方法治事治学。同时请学者轮流来校讲学以提高学术之气候，培养幼年研究生，扩充图书，实行“寸土运动”，使地尽其利。9月1日，陶在育才学校开学典礼上讲《幼年研究生之培养》，并写《创造年献诗》，阐明创造的哲理，鼓励大家“日日月月积成年，努力创造新天地”。选拔幼年研究生27名，十三四岁的学生每人一专题，不断搜集资料，在各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始专题研究：有研究鲁迅《阿Q正传》的，有研究诗歌创作的，有研究苏德战争及国际形势的，有研究戏剧表演和剧本创作的，有研究钢琴弹奏与作曲的。另外还成立“谈天会”研究天文，建立植物组学习研究各种植物。少年研究生将育才的学习风气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后完成研究报告十多种(其中《苏德战争研究》长达20万字)，创作剧本4个，创作歌曲27首，创制科学仪器30余种。为了更好地创造，陶于9月3日向卢子英商借《万有文库》及《图书集成》，得到同意后,5日至8日派学生去拾回学校，陶写欢迎标语：“拿集体探讨集体创作答谢《图书集成》；以万分努力万分爱护欢迎《万有文库》。”

　　陶行知（右三）、吴树琴（右四）、夫妇与友人在重庆北碚合影。9月23日，育才学校指导、研究两部联席会议通过了创造年研究指导部计划大纲，陶讲培养幼年研究生的指导思想是“不在其真正能够有多大贡献，而在其探讨上取得探讨之方法”。

　　1942年3月17日，陶在给肖生、方与严的信中嘱咐全体同志同学依据创造年计划向前迈进。幼年研究生，每人一专题，不断努力，由近及远，终必有成，各人与我通信磋商。7月7日，陶在给赵冕的信中介绍幼年研究生论文、高小及初中毕业论文撰写的两个新办法：“有一位研究我们古圣寺之历史，在和尚坟墓、

　　簿、年谱及地上挖出残碑中得到古圣寺之前寺是比莎士披亚(莎士比亚)小三岁。同时他研究苏德战争，已成廿万字。他们产生了四个剧本，廿七支歌曲，研究报告十余种。半年前发动自制仪器，现已完成卅余件，以后还要朝着这方向努力。”并向他介绍幼年研究生的六字诀：一，疑，集，钻，剖，韧；全校的十字诀：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学习、工作、团结)，四把锁匙(国文、外国语、数学、治事治学方)，五路探讨(体验、观察、看书、谈论、思考)，六组学习，七(集)体创造，八十一难，九(久)已闻名，十(誓)必克服。

　　7月20日，陶发表《育才三周年祭同志文》，祭奠“共命小船，你曾撑篙”的已亡同志，诉说“要想吃饱，案立不了；要想立案，饭吃不饱”的困境，呼唤“呜呼同志，冥冥引导；不急不息，向前创造！”8月1日，陶给陶宏写信道：“学

　　校已下决心创造健康的堡垒，定了二十九条《卫生守则》以代替十分之九的医生。”8月18日，陶为育才学校7位小朋友创办的《植物小世界》壁报创刊号题词：我和小朋友只可以说是共学而不能说是教导。我们立了几条共学的原则：(1)从生物到书本；(2)从实践到原理；(3)从具体到抽象；(4)从个体到系统；(5)从近处到远处；(6)从用手到用脑；(7)从肉眼到显微镜；(8)从好玩到学习；(9)从不用钱到不得不用钱；(10)从不轻易采摘到不得不采摘。

　　在1942年秋的一次朝会上，晨风沁人，山鸟齐鸣，陶对大家讲：“人人都有一定的才能，但不能放任自流，让它自生自灭。人才通过教育培养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方能成为大才。”但“不满足于大才，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继续努力探索，大胆创新，才能攀登科学文化高峰”。“大”字上加一横是“天”字，天才出于勤奋、锲而不舍。最后他勉励大家说：“人才、大才、天才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是我们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教育培养的结果，是自己忘我的勤奋学习，不断钻研创造，发展起来的。

　　1942年10月16日，育才音乐组以创造为主题举办音乐晚会，主席江秀和报告：“筹备这一个音乐会，迎接创造之神回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帮助大家创造，帮助各组进步，帮助全校进步。祝全校创造胜利！”演出结束后，陶校长笑逐颜开地立在舞台上说：“今天的音乐晚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已把‘创造之神’迎接回来了！”10月31日，育才文学组举办诗歌朗诵会，为创造之神与少男少女一齐歌唱。陶在终场时站在台前起劲地说：“诗的晚会把“创造之神”留住了。”

　　育才学校学生留住自己的劳动果实。11月28日，陶行知思考如何把青春留住，想到恨、怒、惑、惧、恋、厌学、教倦、没有称心工作、不看有益之书、不跟少年学、不站在前线而甘落伍都更易老。于是写成《长青不老歌》。

　　12月18日，育才自然组举办科学晚会，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研究出省钱的代用品，解决了电学和光学上的问题。同学们管理灯光非常成功，章恒同学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导演引人入胜。同学们表演了求知之舞、变化之舞、元素之舞，将科学艺术化、舞蹈化、大众化，并搬上舞台，把不易懂的科学上的名词和原子统统人格化了。“化学之神”自己用美妙而有趣味的歌声传达出它的来历、它的化合、它的分解、它的用途，使人在欣赏艺术的娱乐中获得了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25日，育才举行盛大庆祝游艺会，办了大型壁报，以纪念牛顿诞辰三百周年、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学生绘制的伽利略、牛顿像悬挂在会场，陶朗诵了《纪

　　是做学问必需的过程。”并托他在成都搜集有价值之图书(包括国内外名著、研究报告、重要史料)、需用之仪器，“今年是科学年，我们计划再扩充仪器，建立科学馆，以丰富中小学生之教育。我们还编辑《育才文库》二百册，要丰富之参考书。”21日，陶在给育才全体同志的信中讲述看莫扎特《安魂曲》的感受，说：“可以抵得上新春之课，科学年之课，甚至于终身之课……在这出戏里，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会看见自己的苦难，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命运我看了《安魂曲》而魂不安。”他邀大家节约、生产，省出钱、赚出钱在2月23日前轮流来看。

　　计划，有组织，有决心，运用发挥每一个分子、每一位朋友之力量共同创造使每一个人觉得是自己的事而心甘情愿向前进行，用不着督促。”5月3日陶在朝会上做了《反对三寸金头》的讲话，严厉批评限制人的言论、思想、结社及出版自由，将禁锢思想比喻为用裹头布将人们都裹成“三寸金头”。10月2日，陶给吴树琴写信道：“近读《罗丹传》，有一警句，深合我的态度。他说：美术家立下一伟大榜样，即崇拜自己的事业，要把事业做得美丽而得到其中之乐趣，即是真正之酬报。的确，我是崇拜自己的创造，故能乐而忘忧。”10月15日下午，陶向指导会宣读了自己所作的《创造宣言》,16日在朝会上又向全体学生宣读。《创造宣言》以“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开头，热情歌颂创造精神，批判以平凡、单调、年纪小、无能和山穷水尽等为遁词不创造者，指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要创造的活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结语说：“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为发挥创造精神，鼓励创造生活，育才制定出《创造奖金办法》。

　　育才学生在普式庚林中学习。11月28日，陶作《育才学校校歌》(又名《凤凰山上》)，道：“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们要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

　　1944年4月1日，陶发表《创造的儿童教育》，指出：“儿童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精华。发挥或阻碍、加强或削弱、培养或摧残这创造力的是环境。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他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进而，陶又提出“五大解放”，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和时间。又说：“提醒大家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当然在不的环境下，创造力也有表现。那仅是限于少数，而且不能充分发挥其天才。但如果要大量开发创造力，大量开发人矿中之创造力，只有才能办到，只有的目的、的方法才能完成这样的大事。”

　　1944年12月15日，中国儿童福利协会举行成立大会，陶作为大会主席之，在会上作了题为《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的演讲，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儿童的，应该了解儿童的能力和需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儿童的福利，并提出十点具体建议：消除儿童的恐怖，打破重男轻女之风提倡儿童卫生，拯救文化饥荒，培养人才幼苗，提倡儿童娱乐，开展托儿所运动。建立儿童工学团，培养合理之教师父母，抢救战区儿童。对儿童的忽视和期望太切这两种极端心理都于儿童有害。

　　1945年1月1日，陶发表《教育》，提出培养创造力以实现创造的和的创造，即是要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陶行知倡导大家效法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永远不死的。”

　　1934年4月4日，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陶再次强调：“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他将武训的兴学诗背给大家听，希望“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武训”。1941年4月6日，陶在育才朝会上向全校师生报告说：“由于物价飞涨，派的封锁，学校经费已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之境。但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派的恐吓、威胁，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你何必顶着石白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我想了几天，今天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他当众宣布：“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育才要办下去，人才幼苗要精心培养。用穷办法来普及穷国穷人教育，以对付派政府之经济封锁。”又说：“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新武训。”

　　5月18日，陶写《新武训》，认为“武训之所以成为义务教育之义人，是因为他抱着兴义学之宗旨，用整个生命来贯彻它”，倡导大家跟武训学，“倘使刻板去学武训，那又是武训之罪人了，我们要学的是武训的真精神，配合新时代之需要，普及新义学，以增加抗战建国之力量”。10月14日，陶在给育才全体同志同学的信中道：“学校难关将渡，大家尚须齐心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以跃入创造之境。我们正在急水滩挣扎，撑篙的、拉纤的、掌舵的都要随处留神，在扼要处着力，自能安达彼岸。”

　　1942年10月15日，陶在给吴树琴的信中道：“学校困难已达最高峰，我昨天做了十天事，集中一切母亲爱护小孩之力量来保护他。”12月5日，育才学校

　　1943年初，周恩来、董必武派中央驻渝办事处徐冰送给育才学校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还送给陶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线衣。受此启发，育才师生也开始搞生产自救。3月2日，陶写了一首题为《今征三十士》的诗：“荒地五百亩，英雄好战场；今征三十士，有力共开荒。种杂粮，养猪羊；年成坏，救饥肠；年成好，幸福无量。小凤凰，羽翼强，飞上光铁坡，创造新家乡。”该诗在布告栏贴出后，大家抢着挤着用钢笔、铅笔、毛笔在上面报名，一统计，社会组19人，自然组14人，戏剧组16人，文学组7人，小学部9人，比原定数目超

　　出35人，显示出大家对于开荒生产十分热情。小学同学年龄小，学校就劝他们不参加，却很不容易说服，最后请他们做慰劳工作才算同意了。同时动员一些身体较弱和有病的同学留守后方做内勤及护校工作。戏剧组同学因有合川、北碚公演任务被劝阻，音乐、绘画两组因在重庆有任务未参加。师生50余人组成垦荒队，于3月9日出发开赴离古圣寺校本部十多里外的光铁坡开荒42天，垦地30亩，建立了育才第一个农场。陶与夫人一起于3月22到光铁坡慰劳，并带来慰劳金500元，慰劳词是“小胜利是大胜利之母”，“从胜利中争取胜利”。

　　育才学校师生劳动。1943年2月21日，陶在给陶宏的信中道：“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并以冯玉祥和他说起的陶宏曾用节省吃鸡蛋的钱帮助一位苦学生的事作为印证。3月中下句，育才学校在重庆举行儿童抗敌美术展览，同时举行育才之友国画展与版画展，关山月、许士祺、徐悲鸿、何香凝、李可染、吕凤子、赵望云等数十人献画义卖，三天的预展就卖画37幅，所得款项作为育才难童教养费。

　　9月5日，陶在写给吴树琴的信中道：“我昨天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天之中将黎国荃提琴独奏会之入场券推销了十分之九，即二百七十张。这一次卖票就算是我包办了…我现在每天要费一些时候，搜集育才故事，写成英文，以便开源。不久，物价再高涨，希望就在美国朋友了。”11月26日，陶致函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同志，拟在12月5日武训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举办纪念会、音乐会、版画展览会，并建议将此日定为兴学节，将此周定为兴学周，将12月定为兴学月，希望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以帮助他心里所喜欢帮助之任何学校或任何个人求学……针对着兴动做有效推进。”

　　12月，陶发出《致育才之友书》，特将育才创办动机、经过情形、最近计划扼要报告，并附筹足育才基金200万元之预算。文中说：“我们所以提出这个请求，一半是由于武训先生精神在后面推动，一半是由于小孩们努力向上，可以造就，还有许多埋藏在一般小孩中之人才幼苗，急待培养，不忍不为他们请命。倘蒙慨允赐助，则我们可以用十年树木之方法，完成百年树人之大计。”望育才之友大力赞助。陶募集办学经费也是很注意分寸的。1944年3月23日，他致信陈元直：“刘振山、吉星文二将军为卢沟桥抗战先导，功在国家，德在人心，本校理宜慰劳，请与晓光同去代表全校向其致敬。”并安排在他们留渝期间在“广播大厦借礼堂开演奏会慰劳，同时约请育才之友参加。大家都送票，不卖票，用不着登报，也用不着海报”。同时吩咐：“对刘、吉二将军只能慰蒡，不宜向其募捐，他们也无钱可捐……向劳苦功高之将士募捐有所不忍。”

　　为了兴学，陶组织再版了段绳武编的《武训先生画传》，赠送给育才之友和各位捐助人。1944年4月21日，陶为画传写了再版跋，将武训精神归纳为“三无四有”：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个有：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洁，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此后陶一有机会就宣传武训的这种精神。

　　12月5日，育才学校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纪念武训诞辰106周年盛大晚会在伤兵陈根度等人的倡导下，当场认捐40余万元。陶致函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同志：“不但希望诸位给我们物质的帮助，并且希望介绍愿意帮助我们的新朋友，不过，千万不要为了育才而放弃了更应该受你帮助的别的学校和个人。我们最大的目的不单是为育才，而是要推动每一位朋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以帮助他心里所喜欢帮助的任何学校或任何个人求学，并针对着教育为公的运动作有效之奋斗。

　　1943年陶行知与荣军代表合影。1945年4月2日，陶在《新华日报》发表为农村儿童征求节日礼品的公开信，提出乡下小孩，特别是看牛、割草、拾狗屎、拣煤炭、做徒弟、没有父母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的小孩，要使他们至少能享一天的快乐和一年学习的工具，得到一点点小小的幸福。这次发动儿童节为乡下儿童送礼出人意料地成功，截至4月3日晚9时，共收到23万多元

　　1945年12月1日，陶发表《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说武训已被人画进小圈子，“武训不是异人，不是异行人。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进而批驳将武训当做苦行者、圣人或陶派小圈子三种错误看法，认为武训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个好学的中华民族。保证整个中华民族向前进，向上进，进步到万万年”。

　　1946年2月1日，陶给各位朋友发出光大武训精神的募捐函，认为：“自强之道，不一而足。普及教育殊属重要。中国要想造就成一个好的民族，需要百万位武训先生。”3月12日，《新华日报》刊出郭沫若、冯玉祥、陶行知为帮助生活教育社推行普及教育举行卖字、卖文章、卖演讲、卖诗歌的“四卖兴学”广告，积极促成者刻碑悬像于武训堂，以作纪念。

　　3月26日，陶行知再度发起募集儿童礼物送给乡下小孩的活动，希望给乡下小孩一天的快乐，一年的教育。截至4月4日，收入现款899550元，认捐262700元，张澜、陈铭枢各捐10万元，冯玉祥捐金钱板小册30本，美大使馆及某海军军官捐名贵药品32种，卫生署捐药品23种，其他如冠生园、女青年会、劳动协会、托儿所、文联社等都有捐赠。分送至古圣寺、高峰寺、化龙桥等处乡村穷苦儿童,4日下午，演戏招待城区穷苦孩子，并分送文具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