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业中心。明清时期苏商的主体是洞庭商人，因此苏商的名气并不及洞庭商帮的大。在苏州，从群体上讲没有比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这两处的人更具典型性了。苏商与徽商、晋商、秦商、闽商、鲁商、宁绍商帮、龙游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明清十大商帮”。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辉煌的过去。近代苏商“实业富国、产业报国”精神，绵延百年的苏商文化集中体现了爱国尚德、尊商惠民、开放包容和务实创新的精神。

　　作为地域性商帮，“苏商”基本形成于清朝中后期。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他们更加崇尚实业报国。《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工厂，这对当时爱国人士的冲击很大，很多人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实业救国”的口号，一大批有识之士投身商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刘国钧，张謇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依托上海，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兴办纺织、冶金、航运、食品、成衣等加工制造业。有关材料记载，截至1919年，全国工商注册的工厂共有375家，而江苏一省就多达155家，占了全国工厂数的40%多，位居全国首位。

　　与此同时，苏商的整体形象也日渐明晰。他们注重实业，以商贸为副，重视产品质量，注重商业信誉，讲究诚信为本，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做大，在获得了财富之后，能够不断谋求发展，很多都成为当地甚至全行业的龙头，他们大都怀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和爱国之心。因为出身良好，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十分重视人才和管理，也注重个人修养，讲究仁和谦让、诚实守信、不断学习。他们作风低调，不贪求个人享受，即使拥有巨额财富，也依旧平实俭朴，但又十分热衷慈善，重视地方教育，极力回馈社会、造福百姓。作为苏商的杰出代表，荣氏家族和张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很受重视，曾经说过：“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民族工商业在世界上能够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家。”

　　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地区以上海为依托，大办乡镇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再加上深厚的工商文化传统使他们很快发展了起来。“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几乎“户户点火、村村冒烟”。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更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有数据显示，1994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1/11。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苏南模式”的热潮。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显现。很多企业开始踏上了改制的道路，有的在改制过程中倒下了，但更多的企业却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了起来，蒋锡培就是其中的典范人物。与此同时，在红豆集团的引领下，一些企业也开始了对“新苏南模式”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到了新世纪之交，旧的“苏南模式”被时代所超越，新的“苏南模式”茁壮成长起来。这时候，真正的新苏商群体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以周耀庭、张近东、高德康、华若中、蒋锡培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传承“苏商”精神, 在新的形势下, 抓住机遇、勇于创新，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和事业。与传统苏商一样，他们大多注重实业，低调务实，成功之后积极回馈地方和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新苏商的形象也越来越醒目，他们的出现是对“苏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作为一种集体现象，更是体现了苏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复兴。

　　洞庭商帮又 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 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已是久矣!

　　代表人物：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明朝洞庭布商翁赞；清末金融世家席元乐席素贵；苏州卤菜名店老板陆稿荐；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老板金荫芝；苏州“良利堂”药材店老板陆绪卿；清末弃官经商的民族实业家张謇；中国著名洋务派大商人盛宣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