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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生物性即命运”本站

　　在进行自我评价的测定中，女大学生们往往对自己性别的评价要低于男大学生。有些女大学生更坦言:假如我是个男生，一定会在各方面做得更出色，成就动机也会更高。部分女性这种贬低自身性别、或认为女性性别是人生发展的不利条件的看法，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颇为关注，并提出了“生物性即命运”的名句。

　　按照这一说法，女性之所以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上，原因就在于她们拥有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她们要承担生儿育女的职能，并且在扮演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的同时，还要扮演母亲、妻子的家庭角色。在双重角色扮演的沉重负担之中，她们虽然总是试图争取平等与解放，但结果却可能陷入了更深的、难以自拔的困境(如“女强人”(superwoman)甚至于被某些媒体渲染为现代女性的“自戕模式”)。难道女性因受其生物学特征所限，就必定且永远处于“次一等”的位置上吗？

　　固执于“性”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企图对这个问题作肯定性论证，并把它归咎于女性无法更改的自然性别。根据这一学说，女性根本就不可能摆脱“次一等”的身份、不平等的遭际和角色冲突，以及种种与之有关的倒霉事儿。这些都被追溯到了女性性别，即她们不是男人这个事实——她们缺乏这个事实。而女性主义之所以对父权制展开的批判，也被解释为因为在生理上的“缺乏”，而引发了对男性“优越”的妒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她们“缺乏”而又“渴望”得到的——尽管这个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弗洛伊德还提出，女性若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并把矛头指向男性，就会成为“妒忌”的受害者，且终身都将受其所累。根据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妒忌”将造成女性在人格与自我成长中从积极转向消极，形成女性自恋、夸大的羞耻感和极度虚荣心等一系列不良心理，使女性成为一个“有缺陷的”、“不健全的”、甚至是无可救药的群体。总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男性这个“正常”、“理性”、“健康”的人作为衡量标准，把女性在生理、心理、道德上与男性的差异，都说成是“不正常”、“不标准”、“不健康”的。若女性要改变自己比男性“次一等”的处境，不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陷入更糟糕的地步。可想而知，男权中心主义是如何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雀跃，似乎是发现了男尊女卑的“依据”。反之，则是女权主义对这一学说连绵不断的反对与批判。

　　在旌旗摇曳的对垒之中，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他的女性主义批判者不同，费尔斯通并没有否定女性生物学性别对女性发展的消极作用，而是认为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确实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但是具体机制却绝非如弗洛伊德学说所分析的那样，而且即使有这样的生物学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她认为，女性因为不同于男性的生物学结构与特性，决定了她们要在生育、哺养后代的活动中付出更多，她们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照料孩子，还要在怀孕、哺乳、操劳之中消耗自己的体能、甚至健康。在多胎生育、生活物资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女性个体这样的消耗状态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如果单靠自己一人是根本无法支撑这一切的，必须要有男性的帮助，女性才能保证自己与孩子的生存。因此，不论是称之为“依赖”还是“依附”，其实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否则人类就难以延续。然而，这绝非意味着女性“次一等”的地位就应该永远保持下去。费尔斯通的研究认为，女性因为生物学性别而沦为了“第二性”，也唯有依靠现代“生物学”来改变她们“第二性”的不平等境遇。这些“”包括了以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实现非子宫怀孕、以人工喂养替代母乳哺育、对孩子进行公共的、社会化的培养和教育方式等。显然，这些设想都是为了使女性能够摆脱生育与养育孩子、即摆脱她们不得不依赖或依附于男性的原因。费尔斯通所提到的生物学，在今天也有一部分已经实现了。而当女性不再为实际生活所逼迫，她们对男性的“依赖”或“依附”就会降低，自主性、独立性就会上升，心理状况必定会随之得到改善。可见，费尔斯通虽然承认了女性生物学性别的消极性，但却不囿于这一生物性，而是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它，女性的“命运”也随之得到了改变。如果套用弗洛伊德的那句名言“生物性即命运”，女性主义不同的主张就是“生物性是命运，但科学将改变命运。”

　　当然，女性生物性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及这一影响的改变，并不是女性问题的全部，更不是女性解放的全部。要使女性不再处于“次一等”的位置上，除了需要“生物学”之外，实在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妇女:最漫长的”——这是我们时刻要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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