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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大迁移民生公司紧急运送人员、物资卢作孚授国家一级勋章本站

　　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对政府各职能部门进行了合并与调整。1938年1月1日颁布调整方案：撤销海军部，将其经管的事务归并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部分和军事委员会的第3部、第4部，并入经济部；撤销铁道部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职能并入交通部。农业、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的联合运输办事处改隶交通部。通过机构调整，中央各部委职责更加明确。

　　中央各机构迁至重庆后，对于如何安置这些机构、更好的办公，也颇费一番周折。在迁渝初期，中央机构主要设置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后来为避免日机轰炸，有利于疏散市区人口，重庆市政府将西部成渝路公路沿线的山洞、歌乐山、金刚坡设为国府机构迁建区。随着各机构的外迁，歌乐山一带，昔日荒山野岭，乡间小场，骤然间人口骤增，形成了繁荣的新街区。

　　1938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经过调查编制了一份《四川省重庆市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学校部队调查表》，中央机关在重庆数量之庞大、人口之多，分布于重庆各街道。庞大的中央机构来渝，不仅使重庆真正成为全国的中心，更是奠定了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大本营地位。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行政命令皆出自西南这座山城之中。

　　同时，为适应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需要，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重庆的建设。重庆原本是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一个市，仅设有局、总务、财政、工务、教育五个行政机构，财政拨款来自省政府。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其地位迅速提升，由原来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贺国光任重庆市长。原有的城市规模已远远不能适应战时首都的需要，后经批准，重庆市区法定面积为300平方公里。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城市建设问题显得极为迫切。国民政府迁渝后，在原来城市基础上，扩展至磁器口、歌乐山一带。截至1938年底，市区面积由原来的12平方公里扩展至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30余万增加至60余万。

　　为避免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大力疏散各种机构、学校、商店等到江北、巴县、綦江、合川等地。随着迁建区的建设，以重庆市区为中心，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内，布满了若干卫星城镇，有力地支撑起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城市功能。

　　1940年，为大力推进重庆建设，国民政府成立了由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周钟岳、杨庶堪任副主任委员的“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统筹规划陪都的整体建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资金方面的欠缺，陪都建设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迁都重庆，是重庆历史的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实现了以重庆为基地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奠定了重庆这座千年古城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西南腹地的四川成为全国各阶层民众为之向往的地方。长江作为进入四川最为便利、安全的通道，一时之间各省民众、各阶层人群齐聚长江沿岸，为了抢运国家工业命脉、抢救民众生命财产。在长江这条母亲河上演绎了一出悲壮、豪迈的大撤退活剧。

　　在国民内迁过程中，作为内迁的主要交通路线川江，发生了类似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大撤退的惊险和重要作用，不亚于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它表现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坚强意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重要环节和精彩画面。

　　东部厂矿的西迁，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分水岭，之前的东部厂矿多集中西迁于武汉等地，国民政府主要机构也驻守在武汉。可称之为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内迁的第一时期，亦即前奏时期。1937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俞大维：“凡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省，并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要员来川、黔筹备整理。”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有识之士就呼吁国民政府将东部工矿企业内迁。1937年7月，军政部就兵工布局提出：“依国防形势论，全用各厂须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交通便利之地。”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商讨工矿企业内迁事宜，是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对上海工厂内迁做出决定。12日，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拉开了中国东部工矿企业西迁的序幕。但这一时期的内迁还主要将东部企业迁徙至相对安全的武汉地区。

　　被誉为“迁厂之母”的林继庸，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7月28日奉命前往上海动员组织领导民营厂矿西撤，从此与长江航运紧紧相连。其时，轮船吨位大部为军方占用，他成为长江木船最大的雇主，不停地往来于汉口、宜昌、重庆之间为民营工厂的拆迁、运输、征地重建而奔波，得到广大民营企业家的爱戴与崇敬。迁川工厂联合会将迁川大厦的大礼堂改称为“继庸堂”。

　　工厂内迁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受到了日军的系列阻挠。1937年9月5日，日军为阻挠上海工厂内迁，截断苏州河航路，而把起运地段北新泾炸成废墟。中队出于安全考虑，9月8日起，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航路封锁。在此河段的船只漂泊河中，进退不得。林继庸与颜耀秋两人冒着闸北战火的危险，多次与驻军主管人员交涉，终于解除封锁，使器材运出上海。

　　上海有些小厂见到大厂陆续西迁，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沸腾起来，林继庸记述了一位小厂主的果敢行动：“有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对老板娘发表了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了一番，即下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他们肩负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我诧异他们的决心和行动如此迅速。他们把经过告诉我，我心里深为感动。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他们接到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见！’头也不回，背着行囊走了。这种剑及履及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态度，真可令一般麻木不仁的资本家愧死。”

　　内迁厂矿分为国营和民营两部分，国营主要是兵工署、航空委员会所属的兵工厂以及资源委员会经办的工矿事业。在抗战初期的内迁工业中，以上海的最多，先后迁移有152家。此外，还有天津、南京、郑州、焦作、太原、青岛、济南、苏州、芜湖等地厂矿企业，内迁的工矿企业包括五金厂、电器厂、化工厂，造船业、纺织业、文化印刷业、食品业等。这批工厂在武汉陷落前，主要停驻在武汉周围地区。后来由于武汉陷落，停驻在武汉的内迁企业及武汉和湖北、湖南等地的企业又相继向西迁徙。在日军的追击下，大批内迁企业、器材、难民、高校师生等停驻在宜昌。一时间宜昌成为中国最大的内迁民众集结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时全国的交通非常落后，入川主要是依靠长江航道。要把由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宜昌的30万吨物资、上万名技术员工，以及国民政府机关人员、疏散的群众抢运转入四川，在当时战局紧张的情况下，乃是一件繁重的大事。国民政府为应付紧迫的由宜昌入川的运输任务，遂成立“军事委员会水路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主任委员，全权主持其事。

　　当时，在日军的追击轰炸下，宜昌形势已万分危急。卢作孚亲临宜昌主持撤退事宜。在卢作孚的安排下，1938年10月24日，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由宜昌赴川。据载，“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当日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宜昌即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时，入川通道因公路未通，只有长江水路最为便捷。但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路颇多、滩多水急、险象丛生，当时由下游入川的大船只有在宜昌下船，换成马力较小的船只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卢作孚达到宜昌后，面临混乱的局面，召开紧急会议，制订运输方案。他的计划是：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坐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装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在日机不断的轰炸下，加之时间紧急，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在运输工矿企业的同时，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历时40余天，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职员以超常的毅力和艰辛的劳动，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这些人员和物资安全的运抵重庆，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血脉，也挽救了大量中国民众的生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航运奇迹，被称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因此被国民政府授予国家一级勋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布于华北、东部、东南地区的广大高校、科研院等也成为日军袭击的对象。如日军在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四五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燃烧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院被炸毁三分之二，学生宿舍被炸毁三栋，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抗战以来，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高校校舍都遭到日军炮火轰击，损毁殆尽。到1937年底，中国高校总数由战前的108所减少到91所，其中有能力继续办学的仅80所。像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18所高校因战争影响不得不停办。据统计表明，截至1938年底，在抗战爆发前，全国有高等院校教授教员计7560人，职员共4290人，学生共41922人，战争爆发后，受影响的教职员共2000人，学生20000余人，占总数的50%。高等学校的损失，当时已达33604897元。其他关于图书资料、文物古籍的损失更是不可限量。

　　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和政府首都的西移。国民政府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必要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做平时看’的办理方针。”为适应抗战需要，故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为保护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人才免受损失，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至此，中国东部各高校拉开了内迁西南腹地的序幕。

　　迁徙之路是充满艰辛的，迁徙者以自己的双脚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向西。广大师生正是怀着坚定而强烈的抗战兴学、兴学救国的理想与志愿，顶烈日寒风、跨险山恶水，投身到保护民族文化教育根本的高校西迁活动中，辗转跋涉，奔波流徙，其业绩可歌可泣，其精神可钦可佩。

　　上海同济大学曾六次迁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别抢运到上海市区。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第三次迁校，迁至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在广西贺县，行程两月，原定11月10日复课，但因空袭警报不断，局势恶化，未能上课。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不到半年，1940年夏，因日机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便成立以周均时校长为首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转迁。在决定迁徙宜宾李庄、征求李庄人见时，李庄士绅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表达了热情好客的四川人民对于同济师生的由衷欢迎。10月启程，迁至四川宜宾李庄。虽走公路，然山陡路险，行程十分艰难，一辆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在李庄复课。1946年迁回上海。

　　中央大学农学院西迁时，为了保留优良动物品种，以供科学研究，硬是将一批良种家禽家畜带上，将鸡、鸭、鹅、兔等装笼，并将禽笼、兔笼置于马、牛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驱赶随行数千里。一路上过江、上山，风里雨里，昼夜兼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才于1938年11月上旬到达重庆。这时仅剩荷兰种乳牛20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成为珍贵的科研材料。

　　抗战时期迁到西南的高等院校共计77所，仅迁到四川的就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48所高校。高校迁入四川后，大多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后，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喧闹拥挤，空气混浊。除宿舍环境差外，大部分学校的教室是借用当地一些大中学校旧址或改建的庙宇寺院，如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澄江后，按学院分住在县城及附近的小西城、沙河林、翠林庵等处的寺庙里，利用这些寺庙作为教室，部分作为大学校舍。

　　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东部的许多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也内迁西南，并形成两个。第一个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各地聚集在武汉的文化机构如报社、文艺团体及文化人士，随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先后到达重庆。第二个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和香港、澳门，滞留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人士辗转到达重庆。截至1943年上半年，仅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已有35个，并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的优秀文艺大家，如著名作家茅盾、张恨水、胡风、叶以群、田汉，诗人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家夏衍、宋之的，洪琛、于伶，表演艺术家金山、凤子、黄宗江、谢添、蓝马、沈杨、沙蒙，美术家徐悲鸿、叶浅予、丁聪等。同一时期，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先后从上海迁到重庆，恢复营业和出版工作。

　　高校及知识分子的内迁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艰苦的环境中，广大师生以坚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守护华夏儿女的共有精神家园，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浓浓血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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