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氏家族在近代以所谓的“金融世家”而著名，主要是因为家族内有上海银行的股东之一贝理泰，及其儿子贝祖诒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其实贝氏另一脉也很著名，即“颜料大王”贝润生。贝氏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贝祖诒的儿子贝聿铭，他中年以后一直是世界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之一。

　　贝家迁吴第一世名叫贝兰堂，浙江金华府的兰溪县人。金华地区自古丘陵遍布，气候宜人，山地岩石中盛产草药，因此当地很多人都以贩卖草药为生，兼做江湖郎中。由于苏州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消费旺盛，贝兰堂于明朝嘉靖年间移居到了苏州南濠街地区，以草药生意糊口，生意萧条，人丁单薄。

　　一直到第六世贝潜谷（名鉽，1673—1740），家族的生意才有所好转，到其子第七世贝慕庭（名绍溥，1705—1769）乃家业昌盛，成为苏州四位巨富之一。乾隆年间，苏州有“南濠四富”之说，即城中四大首富均居住于南濠街，分别是戈、毛、贝、毕四大家族。

　　贝氏支脉单薄，贝潜谷有贝蘅山等弟兄，都相继早逝，因此贝氏能够成为巨富，一是靠潜谷、慕庭父子两代人戮力拼搏，日不暇给，餐风露宿，刻苦节俭，才将祖传小生意发展成为江浙地区最著名的药材行；二是两父子都是善长仁翁。

　　据时人笔记，潜谷已经是“贸易为生，累代行善”，慕庭更是大慈善家，他设立义仓赈济灾民，如果遇到米荒，还会把自己的库存粮食按照市价的三分之二卖给市民；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更是将数万两银子的债券当众销毁。

　　潜谷是贝家第六世，他和他哥哥贝蘅山的十三世子孙贝理泰和贝润生成为了“金融世家”和“颜料大王”，后人说，这和他们家族数代以来如此行善积德有关。于此，也在民间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

　　比如贝慕庭从小体弱，但十六岁以后却钢筋铁骨，身强体壮，一生风尘仆仆而不显劳累，当时人就说，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服用了一味道士仙丹所致，这导致后来他们中药店的养生药丸特别受市场信任。

　　又比如，贝家有佣人叫阿保，向来踪迹飘忽，又曾经在水井中捕获过一只三脚蟾蜍，这下坊间又将阿保和“刘海戏金蟾”的财神童子刘海联系起来，既然贝家的佣人也是财神降临，那么贝家发财成为巨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贝家也乐得如此以讹传讹，在行销江浙的药品包装纸上索性印上“刘海”画像为产品商标，让消费者知道贝家药材是有财神呵护，百无禁忌的。

　　贝潜谷、贝慕庭这一脉的贝氏族谱上叫做“潜谷支”，非常繁盛，子弟大多以医药产业为生，他们的“刘海”商标国药成为行销浙北苏南最著名的字号。潜谷支后人也多潜心医学，比如贝慕庭长子的第五世孙，即第十三世孙贝赋琴就是苏州名医，号称“贝一帖”，也就是方子一帖，药到病除的意思。

　　贝潜谷（第六世）→贝慕庭（第七世）→贝模（第八世）→贝廷荦（第九世）→贝墉（第十世）→贝省三（第十一世）→贝康侯（第十二世）→贝理泰（第十三世）→贝祖诒（第十四世）→贝聿铭（第十五世）

　　其中，贝墉是藏书家，据说收藏有历代善本万卷，名人墨迹千卷，在当时的苏州非常著名，可惜他逝世十四年后太平军席卷江南，其儿孙无力保护这些文物，被烧成一片白地。

　　当时他孙子贝康侯（名晋恩，1825—1886）是一名监生，虽是一介书生，也已人到中年，却因为家国之仇，刚避难到上海安顿好家属，即单刀匹马去拜见远在杭州抗敌的左宗棠，从此成为左氏的财经幕僚，以三品衔道员而告老还乡。

　　贝康侯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他还乡后的一个善举却对贝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7年，贝康侯在狮林寺巷购屋近百间重设贝家祠堂，并捐田五百亩创办“留余义庄”，以租米周济贫困的男女族人。

　　义庄规定，每位无以自存的族人每月都可来领取二十多斤的大米以维持生计。义庄还举办义塾，免费供族内子弟求学，如果考取秀才，还有四千文钱的奖励。贝氏家族的贫困子弟为此受益良多并终身感激，其中就有日后被称为“颜料大王”的苏松巨富贝润生（名仁元，1870—1945）。

　　贝潜谷的哥哥，即第六世贝蘅山那一脉，族谱上称之为“蘅山支”，一向人丁寥落，家业衰败，到了十三世贝润生那儿更是如此。

　　他和“潜谷支”尤其是贝康侯的关系已经是五服之外，照说不算一个宗族，但康侯考虑到贝氏在苏州不是一个大族，既然财有余力，那么贝润生家庭也应该得到留余义庄的救助。

　　于是润生从小就是被义庄的月米抚养长大的，到十六岁时被人介绍去上海做学徒，其行装也由义庄置办。因此，他一辈子对贝康侯的子孙及其留余义庄都满心感恩。

　　贝润生做学徒的商店，是上海一家叫“瑞康”的颜料行，在他之前老板奚润如已经有了个学徒，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海上闻人”虞洽卿（名和德，1867—1945）。

　　他在清末就是巨富，中年后支持三义者的辛亥、二次和北伐，与陈其美、蒋中正都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和悠久的渊源。上海市区有条贯通南北的通衢干道叫路，在时期，就叫“虞洽卿路”，可知其人在上海实业界的赫赫声威。而他发迹的地方，和贝润生一样，就是这家小小的瑞康颜料行。

　　在虞洽卿年轻时代，关于他的发迹便有个传奇故事。早年奚润如以五千两白银创办这家瑞康颜料行的时候，一直生意平平。某天凌晨他做梦见到某长者告诉他，财神即将莅临，望他作好准备。

　　他就问：“财神有什么特征？”长者答曰，“财神是位赤脚大仙”，正待追问，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颇有些气恼地去开门，却被眼前景象所惊呆了——正有一位赤脚少年怯生生地站在店门口。

　　这位少年便是十五岁的虞洽卿，他从宁波镇海而来，经人介绍到上海进瑞康颜料行做学徒。今天是来认门的，却正逢大雨，虞洽卿生性节俭，怕弄湿了鞋袜，于是赤着脚来到了店里，正好被店主奚润如确认为“赤脚财神”。

　　的确是虞洽卿业务上的成功使得老板奚润如的财富蒸蒸日上，当然，这全赖于虞的勤奋敬业，善于交际，讲究信用，精明干练，也有赖于他业余时间自学外语，使得瑞康颜料行可以跳过华人买办而直接能够和洋行打交道，少了中间环节，自然交易利润也就越高。

　　但民间还是津津乐道这个“赤脚财神”的神话，就像贝氏家族国药店的“刘海财神”一样流传至今，表示出了普通百姓对这些富翁发迹史的不可思议和万分仰慕。

　　奚润如一辈子只收了两个徒弟，虞洽卿和贝润生。前者在为瑞康颜料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后，自己也带着丰富的人脉关系、资金储备和营销经验进入了德商洋行任买办，事业步步成功；后者则谨小慎微地为老板兼师父奚润如忠实地管理着家业。

　　在虞洽卿离开五年以后，奚润如觉得自己病体难愈，精力不支，就召集家中子弟，明确规定今后颜料行生意由贝润生全权负责，子孙不得插手。那时，贝润生才二十八岁。

　　清末中国人所用的衣物染料称之为“靛青”，其实就是板蓝根的草叶提取物，经不起漂洗，容易脱色泛白，市场上很不受欢迎。

　　1904年，德国科学家拜耳发明化学染料乃于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并将之推向市场，当时敏锐的贝润生就通过德商洋行谋得了该染料在中国地区的行销代理权，并给这种更为鲜艳耐久的化学染料取了个流传至今的译名——阴丹士林。

　　这种产品销售量之广、应用面之大，以致时期将所有蓝色的旗袍、大褂、布袍都称为“阴丹士林布”，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贝润生。

　　此时，贝润生的好运还刚刚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洋行担心中国对德宣战，自家的商品便会作为敌产而被中国政府没收，就急忙找到相熟的贝润生，以一二折的低价将库存的染料全部倾销给他的颜料行。

　　而一战时期正好又是中国民族资本飞跃发展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乃至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染料的价格相应成倍上涨，于是贝润生和他的颜料行竟然获得了十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利润，从此成为上海巨富。

　　贝润生是个老实谨慎的人，暴富以后不敢多作投资，更怕子孙挥霍家产，于是开始竭力购进物业，往往将一条街上所有的公寓和铺面都收于囊中。

　　他认为，子孙消费现金会很奢侈，但若要卖房卖地以换取享受，可能就要三思而行。基于这一想法，他由上海滩的“颜料大王”进而成为“地皮大王”，据说全盛时期有房产一千多栋。

　　贝润生在上海购房之余，还在苏州乡下买田一千五百亩，但土改时期却仅定为可以合作合营的“民族资本家”而不是作为、清算对象的“工商大地主”，使得贝家子孙避过了更大的灾劫，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贝润生一直牢记当年贝康侯设立的留余义庄对自己的恩惠，于是三十年代将自己在苏州的田产全部捐出成立“承训义庄”，继留余义庄以后更加热诚地为贝氏族人服务。

　　不仅如此，贝润生还花了一万银元买下早已荒废的狮子林，又花了八十万银元买下周围一千多亩地的民房宅基并打通狮子林进行整修，园林壮丽，气象奢华。这不是他的私家园林，而是承训义庄的办事处，也是家族祠堂和家族学校的所在地。后来苏州人将“狮子林”作为贝氏家族之代称者，即来源于此。

　　初年的苏州，有两位热心公益的慈善家都姓贝，一位捐款建造了如今叫“平门桥”的梅村桥并接通了北寺塔到火车站的马路，没有他，苏州人坐火车还要从广济路绕道钱万里桥，他就是贝润生；另一位则捐款建造了阊门到虎丘的大马路，没有他，苏州人去虎丘只能走窄窄的七里山塘石板路，他就是贝润生的族兄贝理泰（号哉安，1866—1958）。

　　贝理泰属贝氏“潜谷支”，为家族迁吴后第十三世，也就是贝润生的恩公贝康侯的儿子。他原是一名秀才，在留意功名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作为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二十岁就挑起了家族重担。

　　贝康侯在世时和人合伙，在市区和木渎开设了很多企业商号，然而贝理泰接手后才发现，其大部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连年亏本，于是他决定出盘或收歇。

　　经缜密地核算清点过后，所有企业决定散伙，如果略有盈余的，那么合伙人本利兼得，如果经营亏损的，合伙人还可以拿回足额本金，亏损额由贝家独自承担。

　　他的精明果断和仁厚守信赢得了合伙人和乡民的一片赞誉，也引起了当时吴县知县吴次竹的留意。于是吴次竹在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地担任知县期间，聘请贝理泰为其幕僚主管钱粮。

　　当时知县的幕僚称为“师爷”，主要负责县衙门的两大业务，即财政赋税和法政刑审，贝理泰就是这样一个负责全县财赋皇粮的“钱谷师爷”。

　　辛亥以后，贝理泰依旧留在中华吴县县政府，任主计课课长，实际上职责范围还是一县的财政事宜。

　　当时陈光甫从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学成归国，作为中华第一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金融幕僚，创立了官办的江苏银行，其业务和贝理泰多有交集，这也是贝氏和陈氏结交的开始。

　　当时陈光甫倦于官场险恶，想独立创办一家现代化的银行，于是找到了贝理泰商量。但贝氏为人谨慎细致，虽然热衷其事，自己始终不肯出资。

　　1915年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初期股本只有八万元，其中常州富商庄得之（即盛宣怀姨太太庄夫人的族弟）出资两万元，任董事长，陈光甫自己之出资五千元（其中部分还是庄氏垫付），任总经理。

　　但银行一经开业，陈光甫的好友，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张公权即代表中国银行存入七万元，这引起了贝理泰的兴趣，于是在年底增资的时候，贝氏出资五千元，并终身担任该行董事。

　　由于和陈的私人情谊，孔祥熙代表孙中山出资一万元；而由于和盛宣怀的私人关系，宋氏家族家长宋耀如也出资五千元，整个股本上升至二十万元。这就是时期最著名的商业银行上海银行的开端。

　　这也是贝理泰及其一脉家族正式投身金融业的开始。1917年，上海银行设立苏州分行，由贝理泰担任经理。

　　时期的苏州虽然已经衰落成二流城市，但藏富于民，仍有“存款码头”之称，不过当时苏州百姓思想保守，不信任现代型银行而信任传统型钱庄，因此贝理泰的职责即为吸纳存款乃转运于上海等工商大都市，而并非本地放款。

　　根据1937年11月的一份报表，上海银行苏州分行在抗战爆发前夕，商业存款七十万元，储蓄存款六十万元，但放款只有六万元，这一数字意味着贝理泰负责的苏州分行很好地执行了总行规定的战略任务。

　　贝理泰和美国教卫理公会在苏州的医疗、教育事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卫理公会于苏州天赐庄开办有博习医院（即如今苏大附一院之前身），贝理泰长期任董事，他去世后，由其子贝祖武任董事长。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在卫理公会开设的东吴大学（即如今苏州大学之前身）附属中学接受的教育。

　　贝氏家族被称为“金融世家”，由贝理泰开始。他的许多儿孙都继承其事业取向而投身金融界，为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以其二儿子贝祖诒（号淞荪，1893—1982）最为著名。

　　一个人的成功总有很多内在的宿命和外在的际遇。贝祖诒从事金融业乃最后官至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其达到顶峰的地位固然来自家庭的熏陶，父亲的指引，也和他成年以后的种种遭遇有关。

　　就像陈光甫，当然，他是个精勤敏锐，厚重干练的人才，但如果不认识汉口大买办景维行乃成为他的女婿，就不会受到湖广总督端方的赏识；如果没有端方的提携栽培，也就不会留洋美国，从而开创以后那一番伟大的金融事业。贝祖诒也是如此。

　　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和董事，庄得之和贝理泰之间的关系，既是投资伙伴，也是至交好友，因此，庄得之的女儿庄莲君也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贝理泰的儿子贝祖诒。两人所生育三个儿子之一就是日后世界最著名的华人建筑设计师贝聿铭。

　　由于庄得之的族妹是盛宣怀最宠幸的如夫人，因此贝祖诒也得以结识盛家，得以进入盛家主办的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任会计（有趣的是，四年以后，由于盛家和宋家的友谊，从美国归来的宋子文也在这个办事处任秘书），这是他进入财经界的开始。

　　由于陈光甫（据说还有贝润生）向张公权的推荐，他于1914年任中国银行北京总行会计，这是他进入金融界的开始。

　　1923年宋子文在广州为孙中山筹办中央银行并于翌年担任行长，曾为平准筹款事宜赴香港金融界商谈，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贝祖诒给予五十万元，这是他结交中国权贵并步步登顶的开始。

　　自此以后，他和宋子文成为莫逆之交。贝祖诒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中国外汇管理的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宋子文长期掌管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工作，身为中央银行理事的贝祖诒也成为国家金融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

　　1934年，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改革货币管理制度，发行全新的纸币——法币以维持市场信用，进而面对东亚越来越紧张的局面和军事挑战，这一过程，贝祖诒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

　　1946年3月，随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他也作为宋氏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信任的操作者而履新中央银行总裁。按照蒋中正的用人惯例，行政院长只能在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中选一个职位让亲信担任，如此，可见宋氏对贝祖诒信任之殷，冀望之重。

　　可惜的是，随后一年对于贝祖诒而言不啻是一场噩梦，很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个职务之于他，既是荣耀的顶点，更是耻辱的起点。这一切还要从宋子文的货币稳定政策说起。

　　1946年的中国暗流汹涌，抗战造成的大量失血远未复原，国内某些势力又剑拔弩张，不断挑战着中央的权威和军事布局。加上苏联迟迟不从东北撤军，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可以想见。

　　为此，由贝祖诒参与拟订而全力执行的稳定币值政策出台了：一方面开放外汇市场，另一方面实行黄金配售，意图释放央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来换回民众对于国家纸币的信心。

　　此项政策开头几个月非常平稳有效。但随着五六月间战火从东北向关内蔓延从而全国都进入了战争状态，人心又开始动摇，而全年的军费预算也被军委会于五个月内就花费殆尽。

　　按照常识，当百姓对纸币不再抱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对外汇尤其是黄金抱有特殊需求以获取经济安全感；而国家因战争需要，只能利用外汇向外国采购，用黄金支付军饷粮秣等国内开支。

　　如此，中央银行的第一要务并非是向国内抛售黄金以稳定币值，而是终止外汇、黄金的市场交易，对经济进行“总动员”式的统制管理，一直到战争结束。

　　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47年2月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随着宋子文、贝祖诒的黯然下野，这项政策才宣告终止。此时，国家的金融命脉已经遭到严重创伤，而这创伤竟然并非来自战争导致的抢掠，竟是由于一项不得法的政策和一群不得法的人才。

　　根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因为抛售政策，国库外汇损失三亿五千万美元，黄金损失达三百五十万两，占一年前库存的四成之多。（须知1949年初国库运去的外汇也不过两亿美元，黄金也不过三百多万两。）

　　五年以后，也就是1952年10月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公开批评宋子文道：

　　特别是三十六年（1947）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於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蒋氏在日记中一再透露，他认为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据蒋氏问题专家杨天石研究，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抑制通货膨胀曾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

　　1952年10月，他撰写上述七全大会报告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其中“以此为最”。到了1955年，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而招致、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宋子文是蒋中正的妻舅乃一直身居国府高位，但无论性格还是政策上都和蒋氏有着剧烈矛盾。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蒋宋合作二十余年，最大的矛盾，也是最遭后人诟病的政策就是1947年初的黄金抛售政策，而令人遗憾的是，此项政策的执行者是贝祖诒，这不能不说让苏州这个著名的“金融世家”颇有些脸上无光。

　　中国自有现代金融业以来，金融家们就竭力想和权力拉开距离，比如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的初衷，无非是脱离桎梏而独立自主地经营一番事业。但现实决定他们必定事与愿违。

　　由于左倾的统制主义经济政策，民间金融家们反而与权力机关和权力所有人越走越近，直到丧失自由意志，和政客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既反映出他们内心对三义中某些利国利民政策的伦理认可，也象征现代金融体系那种科层化的设计使得金融业者无法脱离架构以独立行使自己的主张。

　　在上海银行成长时期，作为北洋政权中央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曾给予重要的支持；后来陈光甫本人也成为金融巨子孔祥熙的密友，最后甚至不得不跻身政坛，成为国民政府委员之一。贝祖诒走得更远，其中年后金融事业的成败，完全系于另一位金融巨子宋子文一人身上。

　　回顾历史，我们无需嗟叹抱怨，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从而知道，今后中国的金融之路该如何行进才能更加通畅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人心与社会的高度和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