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缝纫机与手表、自行车被称为“三转”，是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当时，生产缝纫机的城市并不多，上海的“蜜蜂”牌缝纫机和天津的“牡丹牌”缝纫机，最为有名。

在物资相对贫乏的年代，商店里的服装款式不多，尺码不全，另外价格也偏高；因此，自己制作服装就较为普遍。于是，拥有一台缝纫机就是许多家庭的理想。直到上世纪80年代，“牡丹”牌缝纫机的价格仍保持在160元左右，还要凭票供应，没有缝纫机的家庭也不少。

我母亲在未出嫁时，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天津称为“扎缝纫”），但不会裁剪——如果做衣服，需到服装店花钱让那里的师傅裁剪、包缝后，自己再扎成衣服。说实话，母亲“扎缝纫”的技术远不及织毛衣，做个裤子尚可，若做上衣的领子、挖口袋等技术要求高的地方，就有点儿勉为其难。因此，我家将近二十多年，没有购买缝纫机——如果需要使用缝纫机，母亲就回娘家借用缝纫机，也不耽误事。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生活富裕了，几位农村的亲戚都托父亲帮忙买缝纫机，说天津的“牡丹”牌缝纫机在乡下叫得很响，许多男孩子提亲时，女方都提出要台“牡丹”牌缝纫机。在为几个亲戚买了缝纫机之后，母亲便提出了自家也买一台的想法。于是，在1984年我家也拥有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

购买缝纫机那会儿，正值我暑假在家，出于好奇，我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扎缝纫”。学习当然是从“缠线”“纫针”等开始，然后就是“跑直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我进步挺快。为了检验学习成果，父亲特意买了块做窗帘的布料，我很快就给扎好了上下的边儿，父母都很高兴。

后来，我工作时遇到一位擅长缝纫的师傅（男同事），再一次调动起我“扎缝纫”的兴趣。我和他一起买了布料，由他帮我裁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我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两件衣服。那时，我刚认识了一个女朋友，见面时我穿上那身自己做的衣服，想给自己加加分。但事与愿违，那个女孩儿反觉得我有点“娘”，后来没再跟我见面，我与缝纫机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