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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目录｜《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目录及提要本站

　　本文从组织动员视角，通过呈现与分析脱贫攻坚中涉及动员的各种制度、过程、策略与技术，揭示了在贫困治理领域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认为，层次鲜明、梯次接续的组织动员机制在治理结构上构建了党政科层组织的内部条块以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功能性耦合关系，在治理机制上形成了单中心的治理权力与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行动的共存与实践。组织动员的多重机制重塑了贫困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层政权内部关系、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而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双重创新则激活了贫困治理的国家能力与社会潜力，共同为提升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地方政府垄断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安排被认为实现了“涨价归公”。本文认为，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不符合“涨价归公”的一般制度形态，与其类似的某些特征也是国家在实施耕地保护和城市化发展战略中所产生的制度意外。而且，这一制度安排因为内含着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空间和法律体系的冲突而具有不稳定性。一旦用“涨价归公”的话语为其正名，将使其获得价值合理性，对集体土地进行更大幅度的赋权让利改革将面临合法性困境。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和社会想象，土地涨价归公话语的持续存在显示出中国土地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本文梳理了城市规划在由国家主导的城市化中的三种角色及其作用，并以B镇为例，讨论了规划通过未来谋划和领土治理的显在技术进行身份叙事的潜在功能。由于地方身份意味着发展的权力与资源，B镇运用规划及其四个特征进行身份叙事，获得了上级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认同，进而突破国家对建设用地的控制、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农民对征地的等诸多困境，成功实现了城市化。以身份叙事为特征的规划也因此成为基层政府谋求发展的权力工具。综合社会学、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研究，本文指出，运用规划进行身份叙事成为地方在尺度化过程与尺度中的一种重要策略。

　　为更好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党和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企业党建工作。本研究表明，企业党组织建设是控制逻辑和合法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决策企业与家族企业强调内部控制，建立党组织概率更低，而对政府资源依赖性更高的企业更可能成立党组织。在合法化逻辑下，企业的党组织覆盖率不断增加，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种趋同的结果既是因为国家的有力推动，也是因为企业主的认知框架经过形塑后的主动改变和模仿。

　　本文采用信息的视角来剖析“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即国家通过特定结构从工业中获取信息，进而建构其理解工业活动的能力。这一能力为国家发展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国家在特定产业中的管理结构是否能长期存续、是否能实现对工业功能的有效覆盖是该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比较1949-2005年的中国铁路机车和汽车产业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由此把人们对国家能力的关注从政策制定与执行前移至政策决策的信息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阶层认同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但一直缺乏长时段的变迁分析。本文利用上海市1991、1996、2005、2008、2013年五次社会调查数据，“全景式”地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及其决定模式的时代变迁。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经历了从“一切向钱看”向教育、职业、收入“多元决定”的良性转变；但后十年却进入了新的主要以资产（收入和住房）来决定的时代。与此同时，社会平均的主观社会地位历年来也逐渐下降。城市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阶层认同的上述变迁，资产不平等日益走强这一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特征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主观意识。

　　本文构建了中国基层法治研究分类框架，并将城市基层政府作为法律资源运用的主体与焦点，同时延续法律社会学重视法律实践及合法性建构的研究传统，通过治理“住改商”案例，提炼出“寻法—宣法—执法—督法”的法律行动过程，进而以“管理合法性”概念来统领政府法律行动的机制分析。这有别于“社会反抗”类的法律行动研究，完善了国内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国家（政府）”面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管理合法性”细分为全程管理、互动管理、能动管理三个维度，基层政府在这三个维度塑造并使法律行动呈现不同的样态，体现出行动中的合法性，这为我们理解政府的法律行动提供了一种具体和维度化的分析路径。

　　信任为良性医患关系之必需。本文呈现了民众对医生群体的“反常”信任：民众对医生总体信任度较高，但对其医术、医德缺乏信任。为何会存有这种信任度差别？本文发现：中国医生职业信任主要源于民众对国家医疗制度的认同；医术、医德对医生信任具有塑造作用，但制度信任对其塑造力具有强烈的替代作用；制度信任会促进民众对医生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的信任反差。通过对职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本文有助于理解复杂医患关系的形成机制。

　　本文从社会学空间理论出发，突出“流动”“老年”的交叠属性，检视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该群体的社会适应呈现“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模式：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感强，但行为适应不足，文化适应更难。尽管老年人的地域流动打破了物理边界，但制度边界与社会边界却未得到重构，故而造成其适应理念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模糊制度和社会边界、增强心理和精神空间的可达性是有效推动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重要着力点。

　　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探究学生教育期望在“望子成龙”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是实现“望子成龙”的关键，它在家庭背景和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家庭社会资本只有在父母与子女具有一致的高教育期望，才能通过频繁的亲子交流、亲子陪伴进行有效传递。当父母和学生教育期望不一致时，高教育期望的作用会因父母低教育期望带来的社会资本缺失，或学生低教育期望导致的社会资本不能有效传递而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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