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由于工业化、科技化以及为提升生活水准而高度消费，造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均日益严重。自从1970年开始，联合国对环境问题就非常重视，环境教育被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所以有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是针对环境教育而召开的。不仅发表宣言、宪章促进人类注意环境问题，对环境教育定义、理念与目标，环境教育计划指导原则等多种阐释，包括许多行动方案也在

　　《环境教育研究》期刊的四位高级编辑，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阿兰·里德（Alan Reid）、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贾斯汀·迪伦（Justin Dillon）、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乔-安妮·弗雷拉（Jo-Anne Ferreira）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妮可·阿杜安（Nicole Ardoin）在该期刊发文，呼吁增加对环境教育的全方位投入，让后代有能力充分应对日益复杂的气候问题。

　　弗雷拉表示：除了对学校相关课程迅速进行修复之外，还需要加强对终身学习和非学校教育的投资，同时要关注教师教育；里德表示：自然教育中心和户外教育活动的流行证明了人们对环境、自然的广泛兴趣；一些一流的环境和科学纪录片探究了气候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影响，激发了人们从可靠来源获得更多了解环境问题的渴望，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形式的环境教育具有一致性、切合目标且得到恰当资助；迪伦表示：全球各国的应当就如何重新构建和重建环境教育展开讨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将环境教育融入全社会，减少环境危机的不利后果。阿杜安表示：只有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走的道路，彰显我们对一系列环境警告的重视。

　　中国的环境教育由来已久，商汤「商汤，即成汤，子姓，名履，商朝开国君主。」“网开三面”；管仲“谨守山林菹泽草莱”；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朴素的环境主张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走进环境感受自然，了解自身行为和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后果。人本是自然的产物，这种亲和力使人类天生有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愿望，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化发展逐渐将绿色驱赶到城市的边缘，使得年轻人从心理上正在远离自然。英国的“卢卡斯环境教育模式”、日本在教育中主张“感受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保护自然”的培养过程都是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

　　我国处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征程之中，全面推动国家公园生态教育、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培育永续发展模式，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观念。

　　2015年5月，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按照党和国家的相关精神，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景，确立了“教育好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的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倡导人人争做“生态文明使者”。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制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建构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应是从事环境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极为重要的工作。

　　指标（Indicator）可定义为：「可归纳特定现象或事物相关资讯量度或可合理替代该量度者」。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提出：教育指标是一个教育系统质量与功能的指示者，由其量化的呈现作为分析报导重要教育资讯、了解教育健康状况、导引教育发展以及显示教育趋势等功用。

　　如果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系统，不仅可定期评价或追踪环境教育的实施成效以作为改进参考，可作为政府拟定相关政策，人力预算分配的参考。倘若能建构具国际比较性的指标系统，更能协助世界各国了解我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发展，并由相互比较的过程提升我国环境教育的水准。

　　国内外学者对于指标发展的历程有或详或简的不同看法，但其核心大体类似。以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为例，应具备以下六个阶段：即「建立概念模式与选择指标」、「发展成分的量度」、「数据搜集」、「建构指标和决定量尺」、「解释指标」、及「报导数据」。因此，概念模式的选择、指标的发展与选择是建构指标系统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所谓「模式」指的是描述系统运作的架构，其中最简单的是「输入——输出」模式，而CIPP模式是从评鉴观点出发将指标分为背景、输入、过程、输出四类。以往教育指标研究大多是以CIPP模式作为主要概念模式来进行修正，如：美国教育指标发展非常受重视与应用的蓝德教育系统模式，便是以输入、过程、输出三类指标为主要构架。指标的概念模式发展完成后，需要逐步进行指标的发展、界定、解释与修正工作。是根据指标概念模式，将概念转为实际的测量，并界定指标的操作型定义，以便进行资料收集的工作。

　　指标建构的方法众多，包括量性与质性的方法。其中量性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回归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阶层分析法等。常用的质性方法则有文献探讨法、专家判断法、脑力激荡法、专业团体模式、提名小组、焦点团体法、以及大慧调查法等七种。

　　就环境教育方面的指标而言，质性研究的方法宁缺毋滥是重要的指标建构依据。因为相较于环境污染防制、环境工程建设等指标清晰明确的量化性质，环境教育指标更着重于呈现教学过程（如课程设计、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与教育成就（如态度信念与行为改变）等诸多难以量化的质性要素。

　　目前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都尚未出现国家级环境教育指标系统的相关研究报告，因此建立环境教育指标的任务更显迫切与困难。不过相较于环境教育指标数据的缺乏，在教育指标系统与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上，则已有相当的基础可作为发展环教指标的参考。

　　以我国为例，最完整的国家公园指标应是「环境教育指标系统整合型研究」，涵盖范围包括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校院、大学、社会等，因此无论在计划整合构架、研究理念与规划、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呈现上都是最佳的参考依据。

　　国外有部份关于环境教育现况的调查、评量、课程准则及标准的发展，其中以美国最多。北美环境学会[NAAEE]在1995年开始发展国家环境教育标准，提出：内容包含教材标准（发展课程内容标准），学生表现标准（包括知识、技能、情意与熟练度等）与教育者表现标准（教师应具备的知识技能）等三大部分，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建立其标准的工程非常庞大，需要历经长时间的研究发展。

　　在评定美国大雾山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现况，评量依据是课程（多科、跨学科整合、单科）；负责任的行为（关切、觉知、解决能力或执行能力）；环境教育的内容（污染、能源、或生物圈息息相关）；教导的时间及推动上的限制。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找出42个环境教育的成功要素并归为三大类：教学情境（支持、资源、弹性空间、气氛）；教师的竞争力（知识、技能、整合能力）；教作（教学风格、内容、个人行为）；这些研究探讨值得参考。

　　环境教育是终生的过程，可分为正规教育系统与非正规社会系统，这两大系统可以通过参与者的再生循环式的学习（如在职进修，民间社团活动），以及伙伴关系建立而形成的环境教育网。其中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是生态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除了有专业人员及固定的学习场地之外，教学内容可适时适地的发展与妥善规划，教育功能也可迅速的得以发挥，因此在环境教育领域中，国家公园也被期望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针对学生的实验教学证明，通过以课堂学习为主体的正规环境教育课程，的确有可能同时提升学生环境行动及与环境行动相关认知与情意变项。因此以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教育阶段为领域，通过文献探讨，专家咨询，撷取过去指标建构相关经验，理清重要研究概念并以现场访谈及问卷调查方式对国家公园推行环境教育现况进行了解，通过数据调查及专家座谈等方法找出国家公园具有共同性及特殊性意义的环境教育指标。

　　在建构我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系统时，除纵向探索各教育阶段环教内容外，从横向考虑输入、过程、输出等各项影响因素，以进行整合性的规划。

　　环境教育评鉴从三个层面考察：包含影响教育系统的变项，教育系统特性及教育系统结果，这三个层面相当于输入（Input）、过程（Process）和输出（Output）。

　　（1）教育输入，过程与输出又会影响到未来的社会构架。其中，教育输入是指投入整个教育系统的资源，包括可利用的教育资源以及对教育的偏好。

　　（2）教育过程是指将教育投入资源转化为教育结果的运作机制，即与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有关的部分。

　　就建构理念而言，IPO系统模式：是从系统观点进行分析，采取多层面角度探讨教育系统的相关因素，并进一步指出教育指标间的相互关联。使用这个模式建构的教育指标，易于理解而有助于思考，体系范围也较周全，更能明确教育的整体发展。从指标间的关系来看，系统模式较强调因果关系的建立，探讨输出和输入、过程的关联并分析背景因素对整个环境教育系统的影响。

　　强调输入、过程、输出的系统模式是指标建构研究中被普遍采用的，在环境教育系统整合中，IPO模式是发展环境教育指标系统可行的重要参考模式。基于上述理由，将环境教育视为一个「单位」，采用此IPO系统模式为分析构架对环境教育系统投入的资源、过程及其结果作完整的探讨。

　　环境教育涵盖的范畴广泛，在进行指标系统建构前，有必要先澄清概念与内涵，以减少构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差。对环境教育的定义：「环境教育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能增加民众对环境及其相关挑战的知识与警觉度，并发展处理这些挑战所必需的技能与专业技术，促进民众作决定与采取负责任行动的态度，动机与承诺」。但在构建过程中依据特殊研究需要订定更详尽的操作型定义。

　　完整的指标系统是由各指标层级构成，将指标系统的构架分为三层：系统中的「输入——过程——输出」被视为三大「领域」。「领域」又分为不同的「指标层面」，目的是呈现指标的一般性与广泛性的概念，是指标系统第一层的概念层次；在「指标层面」下列出「指标」，即为指标系统第二层的具体项目层次，从实用性的角度将指标分为主要和次要两群；「指标」下详列出附属的「指标细目」，以表达每项「指标」完整的内涵与特质，此为指标系统第三层的工具性定义层次。

　　发展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系统，在高等教育阶段列出29项指标（其中又分为17项重要指标及12项次要指标）与86项指标明细。中等教育阶段列出19项指标（其中又分为8项重要指标及11项次要指标）与48项指标明细。义务教育阶段列出31项指标（其中又分为16项重要指标及15项次要指标）与103项指标明细。依据「输入——过程——输出」三个领域，并考察各项指标的实质内涵后，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三个阶段的环境教育指标数据整理合并为附件表格。

　　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指标内涵，将其列为指标，至少有一个阶段是重要指标的项目，可以发现符合这个条件指标的共计17项。其中教育阶段均将其列入环境教育重要指标者包括过程部分的「团体动力」、「系统改造」、「资源管理」、「景观规划」、「活动规划与参与」，以及输出部分的「环境素养」。显示在传统教育系统中，输入部分相关因素对环境教育实施的影响力相较之下被认为是较薄弱，组织系统内的结构运作与分配确是影响环境教育的重要因素；受教育者环境素养的提升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公认环境教育应达成的目标。以下再分别就输入，过程，输出三部分的指标作更进一步的论述。

　　不论是从事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过程还是考核环境教育的实施成果，各种资源提供的质与量必定是列入考察的影响因素。在资源因素内的「经费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与「社会资源」是国家公园系统在输入部分中具有影响力的指标，其中以经费及人力影响最大。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均将「经费资源」、「人力资源」列为重要指标，「物力资源」与「社会资源」这两项指标在义务教育阶段为次要。

　　以目前国家公园的状况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部门，再由国家公园行政系统决定经费资源的分配，因此环境教育经费营运的全部经费中所占比例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参核项目。但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而言，环境教育推动的重点与评鉴方向不在国家公园本身的「背景」或「资源」问题，而在「过程」做了些什么与「输出」的成果如何。也就是说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实施不在硬件，外在条件的客观因素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否具「主动性」的去推动的问题。此外，由「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指标明细可以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长资源的投入对教育的影响力日增，而亲子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环境教育强调的重点。

　　国家公园行政政策层面的「政策规划」指标在高等教育环教指标系统中的重要性特别突显，显示在计划执行自主性较高的高等教育中，通过成员共同参与政策决定所形成的政策条文，对环境教育的资源分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个现象也反映在过程部分的「工作计划」指标上。

　　「政策规划」指标在义务教育环教指标系统中均列为次要，政策规章虽是保障义务教育环境教育实施状况的基础要件，但这些相关的政策规章多半只是依循上级机构规定办理，缺乏成员共同参与决策过程中所凝聚的认同感，在环境教育推动上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与资源因素、行政政策相比，背景因素的重要性虽然较不明显，但从义务教育环教指标系统内均考虑「环境特征」对环境教育实施的影响力，显示在国家公园本位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公园本身先天条件与周边环境资源的重要性逐渐突显，进而影响环境教育推广的着力点。

　　从过程部分重要指标的分布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公园行政系统的配合度对环境教育推动情形影响深远，不论是组织内部主管的领导风格、成员互动、决策过程的开放性或是组织与外在资源的分工整合，都并列为重要指标项目。其中高等教育虽在「实际运作」指标中缺席，但也正好反映出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截然不同的行政运作方式。义务教育重视组织部门实际执行的效率与确实度，并列出许多具体评量的项目，如：国家公园环教奖惩执行等，这部分工作在高等教育里实施的难度却极高。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环境卫生」指标上对义务教育而言，其重点工作就是指导学生进行环境的整洁美化，因此在评价实施成效上极为容易，但高等教育并非如此，自然也就不将这些项目列为评量环境教育实施情形的重点。

　　从环境管理层面的指标在国家公园环教指标系统中受重视的情况来看：「污染防治」、「资源管理」、「景观规划」等环境保育的具体展现，仍是评鉴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成效的重要依据。就国家公园场地而言，提供符合环境教育理念的学习空间，对学生可收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即所谓的「境教」。

　　国家公园系统对环境管理成效重要性的共识，刚好反映出当前教育现场在实施环境教育时的思考取向仍偏重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操作」上，教育内涵仍着重在环境问题的探讨与寻求问题解决之道。

　　尽管国家公园将「课程规划与参与」、「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列为重要指标，但在义务教育中这些却都是次要指标。反而是高等教育列为次要指标的「教师角色与个人行为」，在中等教育环教指标中列为重要指标。这些结果与预期有差异在中等教育阶段的教学现场是否更重视教师的人格特质与身教部分？或是资料收集群体背景分布所造成的误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

　　与义务教育相比较，高等教育在环境教育的推动上居学术研究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承担培育环境教育师资人才的责任，因此在指标系统教育培训层面中，除教师参与环教研习的状况外，也特别提出「环保培训」与「培训课程」两项指标，目的即在评鉴高等教育办理环境教育专业进修研习活动的能力。国家公园永续发展已成为极佳的环境教育典范，如果能利用本身资源进行教师环境教育的加深加广，应颇有成效，因此未来可考虑将环保培训列为义务教育阶段环教指标的可行性。

　　在国家公园环境教学的基本概念里，除了在环境中教学（乡土教育，社区教学），教导环境知识（融入式教学、课程研发）外，也强调为环境而活动（环境议题行动研究，环境主题活动），这些也反映在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中，即系统内同等重要指标的「活动规划与参与」。从指标明细中的内涵来观察，可以发现义务教育内推广环教活动的面向较明确，已成为行政系统例行事务，而在高等教育所推动的环教活动较注重涵盖面与多样性。

　　环境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出具备环境素养的公民，这项共识也反映在「学生环境素养」、「教师环境素养」两项指标的评比优先性上。依据国外专家学者分析，人类的环境素养可由生态概念、控制观、敏感性、议题知识、信念、价值、态度和行动策略等组成要素。由于环境教育强调环境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环境素养的组成框架中，如何针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一直是环境教育最主要的目标。

　　一个好的指标能在发生问题时提出警讯，并协助如何确认与解决问题所在。采用IPO系统模式的构架，发展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环境教育指标系统。而指标建构的依据，主要分为三大来源：

　　这三类数据的专业度不同、理想性差异，对于指标可行性的认知度也不同。整体来看，专家、学者的理想性较高；推动环教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可能兼具理想性与实务性；行政单位则会从资源分配与绩效切入，造成评定落差。各项意见的选择与权重会影响指标系统建构的结果，这也是日后使用该指标系统必须了解的。

　　指标项目的研拟与选择，固然能点出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重点方向或是以简单的计算人数、经费、次数等量化的数字来评价成效，但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内涵、执行做法与成果的品质方面却难以具体呈现或衡量，基于对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理论与研究结果，有必要更深入地针对目前所完成的环境教育指标项目，以整合研究的方式，就环境教学、永续经营、资源整合与环境素养等指标进行质性内涵与评价策略性研究。

　　环境教育指标是多元的，可以与活动相关，与政策相关，与教育组织运作体系有关，与预算支出与执行过程相关，与教育绩效评估指标相关，也可以是教育实质内涵的成就评价指标。

　　总之，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指标是一套系统，通过周密的筛选找出各层级概念内涵后给予评价规划以达到预设指标建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因受制于主客观的条件或因素而使研究有所偏重或盲区，这也将是未来研究者继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机会，使其更具可行性、有效性与实用性。

　　山林是人类心灵的故乡，人类最原始的相望。田野是人类身心灵的治疗师，生命动力的源头。让孩子暂时离开网络，回到山林与田野之间，找回失落已久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