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有新的观念和新的渴望问世，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活形式诞生，它需要一种特别的组织形式，与中世纪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形式都很不一样。这种组织形式又是什么呢？在我们所说的这段时期中，公共活动各个领域中的法团生活也是盛极一时。

　　一方面，行业的相似使同操一门职业的劳动者维系在一起，相互之间确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条件本身也使维系起来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事关重大。因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持久的社团，强大到足以要求得到尊重的地步，他们才能成功确保自己得到存在下去的合法权利。自然，这种权利实质上就包含着某种垄断。那些已经获得这种权利的人会守护它专归已有。但是，对于那些享有垄断的人来讲，这些垄断也同时包含着义务。

　　这是因为，社团为了保持强势，会用义务来约束自己的成员，而如果这些成员没有能够履行义务，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剥夺。中世纪法团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些享有特但却受制于严格纪律约束的群体。如此说来，在城岛上并肩授课的老师们，其处境与其他某种手艺或行业里的师傅们并无不同，也是通过从事同样的职业来谋生，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奋争。因此，他们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法团。一种旧有的职业惯例仿佛成了结晶的中心，教师法团就围绕着它组织起来了。

　　这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惯例，任何人如果想要授课，都必须先跟从其他某位教师上课，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期限要求，大约五到七年不等。而这位教师本身也必须获得应有的授权，并且为他的学生举行过某种授衔仪式。在阿伯拉尔的时代，人们已经认可了这项原则。阿伯拉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曾有一度有志于教授神学。他遵循旧例，在自己可以教授这门课之前，先去一位已经被认可的神学教师的学校听课。而指导他的那位神学家便是拉昂的安瑟伦。

　　可是，由于他生性急切，又恃才自负，就截短了正常的学徒期，还没等得到老师的授权，就开始自行开课了。这种不得体的举动遭到了相当强烈的指责，被视为大逆不道。他离开拉昂，离开这个他以自行授课的方式嘲弄了规则的地方。当他被送到苏瓦松主教会议上接受审判时，对他的几项主要指控中就有这一条。他被指控为“无一教师在场而自行开课。这些措辞清楚地表明，如果一名教师的学生要能够自己授课，至少在第一堂课上，该教师本人必须到场。而教师的角色也不只限于被动地听课。

　　得由他来为自己的学生佩戴上象征其新教职的徽章，然后行亲吻礼并致福。这种仪式当然很早以前就有了，尽管形式也许并不总是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它在我们无法确知的某个特定时刻，得名为“就职礼”(首次亮相，就任试讲）。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谓“就以扩职礼”的仪式中，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过去的学生要想成为一名教师，就必须得到既有教师社团中的一位或数位教师的首肯，大大御不然后被这个社团所接纳。这种仪式也就此证明了某些特定的职业何时团结感，以及对全面垄断的渴望，而这是整个法团生活的最初种子。

　　这种惯例与整体上的法团生活组织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换关联，证据就是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法团中不曾举办同类仪式。从一旦新同事已经拿出了他的出师活儿并且获得认可，就算被接的纳进了自己的行业。年轻的见习骑士要由他的前辈接纳，才能正式进入骑士团。从这些例子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仪式。已经有人指出，后面这种仪式与就职礼之间有一些相当具体的类似之处：教师几乎就被视为某种思想骑士。

　　因此，在某些地方，习惯上不仅用剑或指环来授予新骑士，也如法炮制来授予新教师。与此类似，在4这两种场合当中，似乎也都要求在开始前先来一次沐浴，其目的无疑是要净化候选人。如此表达出来的团结感并不难理解。获得授权的教师关心的是要确保没有人能够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成为他们的同事。这种方法一方面限制和阻止了竞争，同时又维护了对传统的尊重。

　　在阿伯拉尔的时代，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教堂和修道院内进行，从而教师的数量也由宗教方面的权威机构来管制，此时传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这种情感却已经存在并且很活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旦教师不再被封闭在教堂的院落内，一旦他们就此可以扩张数量，教多得多的学生，可以想见，这种情感就会大大增强，大大发展。从业教师想必会很自然地感到，需要自己组织起来，抗御不符合某些特定要求的新来者侵入。而且，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必须组成某种长久性的群体或社团。

　　他们必须系统地制定出一套共同的行规，换言之，必须进一步发扬那种肇始于就职礼的法团生活。就这样，从就职礼的仪轨中，从该仪式所包含的种种观念中，通过某种自发的演进，形成了教师法团。如果这一点是当时情势中唯一的诱因，那么这个新生的法团也许就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了。它也许不会成为中世纪社会的根本制度之一。要想让所有的社会群体，不管是不是职业群体一都充分地团结一致，都充分地意识到自身及其道德一致性，光靠群体成员共享某些情感和信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挑动它去反抗其他限制它、抗拒它的群体；必须让斗争的需要促使它将自身更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产生一个强大的组织。

　　而我们正在考察的处于形成之中的法团，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促成它出现的因素，但是，赋予它这些独特之处，推动它迅速发展的，还要靠它对另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所发动的战争。这个集团就是教会，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从这个集团里演变出来的。这是因为，尽管教师们如今已经是在教堂边界之外定居下来，但却依然通过一些韧性十足的纽带和它维系在一起，只有经过数百年的斗争，他们才能彻底挣脱这些纽带。为了把握这场斗争发生在什么地方，又产生了哪些后果，我们首先必须来谈谈圣母院修道院以及整体而言的主教座堂学校是怎样组织教育的，即便只是寥寥数语。

　　起初，这些学校都坐落在直接归主教管理的地方。主教负责指定教师，但他更多的时候是把学校中教育的管理委托给一名专门的教师，而这名教师一般是从属下全体教士中挑选出来的。他的衔头是“magister,magister scolarum,caput scolae”，或者简称“scolasticus”，通常可以译作“écolatre”（掌校教士）。起初，掌校教士的权威仅限于主教授权予他的那些。

　　但在12世纪，掌校教士的权力有所增加，因为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重要，主教不再有能力担得起掌管学校的职责，就此把挑选和任命教师的任务交给了掌校教士，这项任务换个说法，就是授予合格者教学的权利，也就是“执教权”。它是德性与才干的一种证明，对于任何符合条件的人，掌校教士都必须免费授予。从此，掌校教士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他不再只是一名教师，结果，他甚至把主教学校的日常运作又转授给其他人。

　　此后，他的主要职责便是为自己所属教会或教堂控制下整个地区的教学职业候选人授予执教权或者驳回他们的申请。这种重要的新功能一般是由教堂的主事执掌，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巴黎。之所以会安排这种特定的人选，是因为主事负责照管档案，所以必然是个受过较好教育的教士。因此，谁想要开办学校或就任教职，就必须从圣母院主事那里获得一份执教权。只有在他获得执教权后，才有可能被允许举行就职礼，也就是说，使他有资格成为法团成员。

　　所以，执教权和就职礼（这是博士学位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立志从教者在真正成为一名从业教师之前，需要依次通过的两级学位。第所一这样便产生了冲突。事实上，这两级学位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权威机构来授予的，而它们的出发点也不一样。主事以何种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教师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是根据自己对事情的理解方式，决定是否颁发执照。

　　因此，有些候选人即使被教师评为相当称职，也有可能在主事手里断送掉他的职业前程，反之亦然。不难想见，如果看到做出上述干预的这个人既不属于自己当中一员，也不凭本人的能耐获得应由称职人士获得的权威，会激起这些候选人何等的挫败感。而这种仰人鼻息的处境还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主事即使已经核准了什么人的执教权，但只要自己认为他不再称职，就随时可以撤回。

　　结果，对于整个学术共同体，不管是执教者还是求学者，他都充当了一种类似于普通法法官的角色，而在他的裁决背后，更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制裁在做后盾，那便是开除教籍。为了摆脱这种彻底受制于人的处境，教师们很快便意识到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缔造一个更团结、更有力的组织。随着他们的人数越聚越多，他们的道德影响力也由此不断增强，教会当局自己认识到，再也不能小觑这种对抗，这些渴求独立的愿望了，如果它不能成功地扼制这场抵抗，教会传统上的影响力就将宣告完结。

　　因此，主事及其所代表的主教竭尽全力地抗拒新法团的发展，后者也同时在不遗余力地削弱主教教区的控制。敌对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决斗。主事的武器是开除教籍；而教师们的主要武器首先是联合那些不经他们同意便获持执教权的人，拒绝他们加入法团，不拿他们当同事看，拒绝参加这些人的就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