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的编辑从上海打电话向我约稿的前一天，我参加了巴黎的杜伊勒里公园举办的一个“上海周”的文化活动。那是在卢浮宫、协和广场和塞纳河之间，在以沉着的灰色调为主的巨大空间里，上演的一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戏。精明的上海人搬来了豫园的翘角飞檐和石库门的民居作为道具；请来了陈燮阳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助兴，清一色的西洋乐器，演奏着民乐铿锵；青瓦白墙下，有老人捻须，美人舞剑；空中漂浮着硕大的红灯笼气球，触目皆是鲜艳的旗袍唐装，盈耳流动着吴侬软语。虽然，十二个月的中法文化年下来，月月都有类似的国剧鸣锣登场，巴黎成了中国文化土特产跑龙套的首善之地，巴黎人早已见怪不怪；醉人的暖风，除了经常令数万里外的国人飘飘欲仙，在想象中真的以为自己多少回征服了全世界之外，远不足以把这个西方首府熏成东土胜地。但这一次，耐人寻味的是，当历史上这个素以“东方的巴黎”自居，中国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居然也玩起了这套把戏，而且显然玩得不那么地道时，我还是觉得有点儿诧异。毕竟，打小在杭州生长的我最清楚，骄傲的上海人何曾真的把土气的苏杭放在眼里，不过是偶尔当成郊游的后花园罢了。尤其是，当全中国人民都恨不得以上海为榜样，争着与国际接轨，建“国际化大都市”时，为什么轮到它自我定位时，却放着摩天大楼十里洋场不去张扬，非要扭扭捏捏地套上园林、民乐加唐装的行头，让人“直把上海作苏州”看呢？

　　此时，苏州也正吸引着国人的目光——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正在这个人间“天堂”举行。据说，它也是世界注目的中心。

　　因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属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就设在巴黎，而我恰好又在巴黎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艺术世界的编辑希望我能就“遗产热”和中国文化的身份写点什么，他们还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巴黎最重要的名胜古迹，如圣母院、卢浮宫和艾菲尔铁塔，都不是世界遗产？

　　说来惭愧，在接电话之前，我对于这次苏州大会的所知甚少。虽然中国报章把苏州说成是“世人瞩目的地方”，但在巴黎，似乎人言微微。法国人一如既往关注的，仍然首推法国的遗产（大到塞纳河水位的上涨对卢浮宫的潜在影响，小到一个城堡的火灾，都是媒体长期报道的焦点）；其次，这些年蔚成主流的，是谈论欧洲文化遗产。其后的现实背景，无疑是欧洲的一体化和欧盟的扩大（从今年五月开始，欧盟增加了10个国家达到25国），而统一欧洲的共同基础，正是文化遗产——如欧洲家常说的，是希腊-罗马和犹太-教文化遗产和制度（这才是土耳其难于进入欧盟的真正原因）。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的官方网站上，除了对具体决议的报道，对大会本身不置一词。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就是一个常设的国际机构一年一次的年会吗！似乎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有意歧视：去年的巴黎会议与今年的一样平淡如水。

　　让我尤感兴趣的，也是尤其刺激读者眼球的，是苏州市从2002年开始，为这次大会投入的100亿元人民币，“力图使苏州恢复到明清时的盛况”。

　　本来，这些投资所涉及的多项工程，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份内事，乃至日常的市政工作范畴，与大会本质上无关，如非要扯在一起，只能证明市府日常工作的失职。只有其城区老区的保护性修复工程，和大会会址的整修及市容市貌的美化，由于涉及到苏州市政府试图以苏州古城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才严格属于这次大会的范畴。

　　“路旁电话亭和候车亭全部被更新完毕，有庄严的牌楼式，有简约的长廊式，也有凉亭依傍着长廊的造型。屋顶是灵动的飞檐翘角或者稳重的坡顶式……即使是站名牌，也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匾额，用不同的书法字体书写。看上去，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古色古香的苏州”。

　　一切都是全新的。站在苏州古城墙胥门，河对岸处坐落着一排粉墙黛瓦的仿古建筑，……它们中间包围着的，是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主会场苏州规划展示馆”。（摘自《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的现场报道）

　　上述文字以不露声色的冷静，出色地表达了强烈的、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反讽。这哪里是古城，这明明是电影厂的摄影棚！在细节上，一个“电话亭”或“候车亭”使用了传统礼制建筑的“庄严的牌楼式”或“稳重的坡顶式”，往浅里说，则犹如在国人中常见的那种西装、领带加旅游鞋的搭配，体现了功能的混淆，了不得就算是缺乏品味罢了；往深里说，则根本上就是价值体系的错乱！在西方，倘若你穿着T-恤去听歌剧，对不起，你一定会被拒之门外，这不是的问题；同理，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罗马神庙的圆拱会架在一个公共厕所上面，那不是后现代，那是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社会，即使它的“站名牌”都使用了“传统的匾额”，都用“不同的书法字体书写”，并不能证明它对于传统的了解摆脱了蒙昧状态。

　　“在苏州古城区，我惊奇地发现，我们去参观的一个塔，它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保护得十分完好，非常有韵味，可是走进去后发现塔的内部是用钢筋水泥来加固保护的，而且非常脏乱，和它的外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摘自《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赫布·斯托弗尔的采访）

　　这个问题甚至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因为在这里，外表与内里的差异并不是靠修整内部可以做到的，它毋宁反映了塔作为传统的、神圣的、宗教的空间功能的死亡和丧失；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对内部的忽视——正如电影的布景那样，外观就是一切，而内部是不必要的。同样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天天发生在中国大部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上面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破坏。如“水洗三孔”事件。假设没有儒家文化的死亡，怎么可能想象这个文化圣地（孔府、孔庙、孔林）会由一个“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怎么可能发生该公司出于“卫生”的原因，像冲洗厕所般对“三孔”进行肆无忌惮的“清洗”，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道家圣地武当山遇真宫的不测火灾，五岳之首泰山的野蛮破颜，都出自同样的原因。而最近发生的欲横渡圣湖那木措，歌手韩红计划空降布达拉宫遇到的阻抗，则正好从相反的一方面，从一个尚保留着信仰的少数民族的角度，把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神圣性和人的伦理的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向我们揭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是精神的危机。

　　“我们在参观古城区一个改造过的街坊时发现，那里的原住民已经全部迁走了，原来的居民住宅被用来建设旅游设施和搞商业开发，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风貌和生活氛围，……”

　　原来上海在巴黎想刻意模仿的苏州，即使在真正的苏州也并不是现实。纵然苏州有朝一日如愿以偿，跻身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也不足以改变下列事实：这是一个根据申遗需要、被抽空了实质而创造出来的“古城”，它的真实历史还不到两年。它只是一道美丽动人的布景，为了遮住时代精神的空虚。

　　在全国上下的一片狂热中，这显然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尤其是在最近的世遗大会上，中国股持续看好，涨幅频频：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世界第三遗产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甚至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望冠绝群雄，升为第一大国；而中国各地的申遗队伍如过江之鲫仍络绎不绝，申报名单已排至下一世纪。但没有比一个简单的提问更能切中中国——这个有着强大的浮夸和自欺传统的国家——的本质了。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简单的算术和基本的常识。

　　不错，在177个成员国的788项世界遗产中，中国以30项的记录位居季军；单独来看，考虑到很多成员国从未得到任何一项世界遗产的登录，这已经很不坏了。应该补充的是，中国不是独得，而是与德国并列第三。它与冠军意大利（40项）和亚军西班牙（38项）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与第四名法国（28项）和并列第五名印度、英国（各26项），则相差甚微。换句话说，中国的季军位置是非常不稳固的。若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因素，那么，上述比例就很不令人乐观了（以世界25%的人口占有3.8%的世界遗产）。相反，冠军意大利和第四名法国，则以世界1%的人口，占据着世界遗产总量的5.1%和3.6%。若按后者的标准，那么，只有当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分别达到4800个和3360个的时候，才有资格以遗产大国自居！换句话说，我们与这两个国家的差距，在百倍以上。

　　有人会说，上述数字不足以说明问题，世界遗产委员会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已经登录的世界遗产中，40%以上在欧洲，而文明古国众多的亚洲，却只占20%，因而是不公平的。此话似是而非。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国际机构的历史就会知道，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于1972年）产生的动机，是由国际援助埃及迁徙阿布·西贝尔神庙这一事件生发的。成立伊始，其宗旨除了“鼓励各国签署1972年宪章并保证对其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外，就在于“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管范围内鼓励国际合作”。今天，这个组织更倾向于在世界范围内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出于同样的精神，《凯恩斯决议》才得以出台（2000年，澳大利亚凯恩斯）。该决议规定已有遗产地的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而没有入选的国家一年可申报三项。其用意明显在于限制世界遗产的“富国”，和对“穷国”予以特别支持。

　　应该说，现有的世界遗产的排名，基本上正确反映了所在国的世界性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虽然这张图还在编织过程中，但并不改变它具有的典范意义，通过它可以标出世界遗产分布的基本地形。

　　而在这张相同比例的世界地图中，原来显得并不稀疏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分布，一下子被放大成一个个相隔遥远的孤岛，而在欧洲，原先就已很密集的遗产分布，则浓缩乃至相互重叠起来，形成一片一片的群山。

　　除了这种在地图上看得见的“群山”，更重要的是，欧洲世界遗产还存在着种种看不见的“群山”；也就是说，当我们穿透地图上一个欧洲世界遗产的表象，进入到它的内部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们都不是一个单独的点，而是“群山”怀抱的中心。

　　例如，中国首都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1987）、天坛（1998）和颐和园（1998），它们是中国明清王朝的建筑遗存，但被分别列为三处孤立的世界文化遗产。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罗马历史中心和教皇财产”（1980，1990），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由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古罗马时期（公元前753-公元476）的建筑遗存和产权属于罗马教皇的建筑遗存（始于公元4世纪）这两部分组成，总共有几十个项目，其中，像古罗马斗兽场、古罗马市场、万神庙、图拉真记功碑、奥古斯都陵和哈德良陵，以及像建于4-5世纪的大圣母堂、城墙外的圣保罗堂等早期巴雪利卡教堂，无疑每一处都有资格被单独列为世界遗产——尽管如此，它们只能算一项。同样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意大利的古城，如佛罗伦萨（1982）、威尼斯（1987）、比萨（1987）、锡耶那（1995）和维罗那（2000）中。正如意大利的足球那样，它作为世界遗产冠军的光荣，是以它国内星罗棋布的高水平“俱乐部”为前提的。

　　最有意思的“群山”现象当属巴黎。表面看，巴黎只有一处世界遗产，它既不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也不是卢浮宫和艾菲尔铁塔，而仅仅是塞纳河的一小段河岸（从圣路易岛到艾菲尔铁塔，1991）。但凡熟悉巴黎者都知道，这一小段塞纳河正好是巴黎游船环行的路线，集中了巴黎最激动人心的视觉体验。如果你摊开法国地图，你会发现，法国六边形的国土是向着一个叫“法兰西岛”的环形地区（巴黎地区）汇聚收拢的，而“法兰西岛”则又内缩为一个叫做“西岱”的小岛——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这个地方是法兰西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从中世纪开始成为欧洲的中心。它的形状像一艘破浪前行的航船。我们可以想象，哥特式建筑、经院哲学、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法兰西的时装和美食，正是从这里扬帆传播到全世界的。以河岸作为世界遗产的思维顺应了这艘船的视角，它不是把圣母院当作聚焦中心，而是以它为依托，把沿途依次映入眼帘的一切——不仅仅是卢浮宫、荣军院、蓬皮杜中心和艾菲尔铁塔，而更是与自然的天光云影和人的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的活的生活本身，当作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点，与巴黎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与它最基本的素质，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巴黎建筑的窗户和玻璃，如同所有面向大街的咖啡座，都是为了各种视觉，为各种堂而皇之的“窥视”而存在的，而巴黎，则为你提供了一道长达两千年的风景的涌流，一个“流动的圣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正是这个活的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对在世界范围内的、对人类有杰出/独特价值（valeur exceptionnelle pour lhumanit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鉴别、保护和预防。”

　　这里的关键在于玩味法文词“exceptionnel”的双重含义：同时包含着“杰出”和“例外”的意思。因此，一个遗产既可以因为其价值的“出类拔萃”，也可因为其“独一无二”而成为世界遗产。

　　例如，在本次苏州大会上同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的，有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和伊朗的巴姆要塞。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当年评语上，前者是因为“该古迹拥有的杰出（exceptionnelle）的普遍价值，因为它是人类的创造性天才的一个杰出（exceptionnel）的范例”而入选；而后者（巴姆要塞，2004），是由于它“处在伊朗高原南部边缘的商业要道上发展演化，直至成为各种不同文化交叉影响的一个独特（exceptionnel）的范例”。在上文中，同一个词“exceptionnel”在不同语境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仅仅批判世界遗产委员会隐含的文化偏见，在这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是否如实展示了两个世界遗产所占据的实际历史地位？科隆大教堂本身确实不具备独特的性质，像它那样完好保存至今的哥特式大教堂，在欧洲不下百座；同时它确实也很杰出，因为像它那样享有“世界遗产”美名的哥特式大教堂，全世界也不过三、五座而已。相反，无论巴姆要塞是否杰出（我相信它是），都无法改变它的脆弱即它的独特乃至唯一性（随着去年大地震的发生，这个世界上最宏大最古老的土筑堡垒，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它的丧失将是人类唯一性的不可挽回的丧失）。与之相比，科隆大教堂之被置于“濒危世界遗产”的行列，则犹如儿戏一般，因为它唯一受到的威胁，不过是有人欲在其侧盖高楼而已，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这将影响到它的景观，所以给科隆市来了个黄牌警告。但与此同时，另一类世界遗产的命运，却危如累卵，它让我联想到“濒危世界遗产”的法文原文“patrimoine mondial en péril”，由于“危险”（péril）一词与“垂死”（périr）一词在词源上的相关性，我更愿意把这一类世界遗产看作“正在垂死之中”。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近期政策，在文化多样性的导向下，明显从第一类世界遗产，转向第二类世界遗产，即转向“濒危景观”，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一无二‘特殊性’的景观”。这就越来越使得，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第三世界的世界遗产名录，具有了“死亡名册”的意义。

　　细究起来，世界遗产其实可根据上述两个标准而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杰出而不具备唯一性的，如上述的科隆大教堂和法国的卢瓦河河谷风景（2000，该项目涉及这一带河谷大约三百个城堡，其中包括十几个杰出的城堡）；第二类是唯一而不是杰出的，如上述巴姆要塞；第三类是杰出兼具唯一性的，如埃及的吉萨金字塔（1979），和秘鲁的纳斯卡线），因为它们既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又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独特见证。

　　中国的世界遗产，大多属于第二和第三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让我们十分自豪的平遥和丽江古城（1997），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唯一性而不是杰出性入选世界遗产的，是得益于“在中国历史上，有几千个类似的城市被建造起来，然而，只有极少的保留至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简述）的事实。“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倘若以欧洲的标准衡量，像平遥丽江那样的城市（其主要建筑有百年左右历史），恐怕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等到入选。讽刺的是，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地面上连几件超过几百年历史的建筑都难觅，真正的古城，除了奇迹出现有一天从地下挖出个“东方庞培”来，多半只有靠造假了！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世界上最新、最现代化的地方，仿佛这个民族是在几十年间突然从蛮荒跨入文明的，因为你完全找不到过去的痕迹。

　　大部分中国世界遗产则具有双重性：既是杰出的，又是唯一的，这使得中国的遗产更具悲剧性。从美学的意义上说，一件既是杰出的，又是唯一的作品，无疑更值得珍贵；然而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说，我更愿意它只是杰出的，而不是唯一的；甚至于宁肯它是平庸的，只要不是唯一的。因为只要物种保存了下来，就有希望，就会等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可悲的莫过于，你钟爱的某个物种只有单个个体存活着，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它消亡，而你所能期望自己做的最好的事，只是不去做它的掘墓人而已。

　　在我看来，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标准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更本质的区分：“活的”遗产和“死的遗产”。换句话说，有相当一部分世界遗产不是处在“垂死”之中，而是已经“死”了。

　　举例来说，埃及的金字塔之所以至今仍是神秘的，是因为埃及文明已经死了；而现在的埃及人并不比我们更了解古埃及人，因为他们是后来才迁徙到这块土地的阿拉伯人。有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可能比别人距离其祖先更遥远，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了巴米扬大佛，尽管佛教曾经是他们祖先的信仰。纳斯卡线条与今天的秘鲁人，斯通汉奇巨石与今天的英国人，婆罗浮屠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人……都是如此，前者的精神世界对于后者变得隔膜了。它们仅仅是一个失落的文明的图像文字，而其意义已经难以考索了。

　　在欧洲的古城里，生活往往是这样的：人们开着车穿行在几百年前的街巷里；儿童在祖父玩过铁圈的教堂前广场上玩滑板；女儿穿着妈妈用过的婚纱，去同一个古老的教堂举行婚礼；在相同的时辰敲响的晚钟，对一个世纪前的年轻人来说，是下班的信号，对今天的小伙子来说，是去迪厅的时候，而对于背着行囊走天下的旅行者来说，则是辨别方向的最好向导。古老的建筑仍发挥着日常的作用，在前人与后人之间，起着相互沟通的桥梁的作用；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意识到自己属于同一个历史与文化空间。我至今犹记得，七年前第一次发现佛罗伦萨的感觉。那是一个清晨，推开旅馆的百叶窗，完全没有过渡的，一下子就看到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桔红色的圆顶，和一轮新鲜的太阳。当时我的第一印象是：我见到了文艺复兴的太阳！而这个太阳当时一定同样照在布鲁内奈斯基和他的像我一样惊讶的佛罗伦萨同胞身上。就像突然敞亮那样，五百年的岁月被一扇百叶窗蓦地揭开了：我发现，1500年的佛罗伦萨大约离我五十米。

　　另外一个证据是，作为欧洲世界遗产的主体的宗教建筑，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宗教作用。以法国为例，仅法国一地就有五万所大小不等的教堂，95%以上的教堂拥有100-1000年的历史。这些教堂是法国文化遗产的重要财富之一。它们本身集建筑、雕塑、壁画、工艺品和收藏为一体，具有博物馆的功能，同时又是所在社区的宗教活动中心。观众在这个“博物馆”里，与信徒一样屏声敛气，心存敬畏；悄悄的进来，悄悄的离开。而且，这个“博物馆”是完全免费的，包括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6所教堂在内。我曾经问过法国人，为什么参观巴黎圣母院不用购买门票？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这个宗教活着”。

　　有一个简明的标准区分“活”的和“死”的遗产：遗产上附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否继续对今人产生影响？是，就是“活”的；反之，就是“死”的。

　　毋庸讳言，中国的大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同样是宗教文化的产物。正如青城山、武当山曾是道教的仙境，云岗、龙门、大足、敦煌、承德的外八庙和布达拉宫是佛教的圣地，泰山、天坛、故宫和曲阜，则同样关涉到儒教的“天、地、君、亲、师”的信仰。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和明清皇家陵寝，体现了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终极关怀；苏州园林和北京的颐和园，则是古人立足于此世追求天人合一的绝妙范例。即使像武陵源、九寨沟，也不是单纯的自然遗产，而是折射了中国人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想象。它们无疑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印迹，离开了这些，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上还剩下什么呢？“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如今，在旷世未有的功利主义的驱使下，绝大部分中国人正在对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遗产，持一种对待恐龙化石的态度；他们对于“指爪”趋之若骛，而对于那留下了创造性印迹的精神本身，是冷漠的，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仇恨的。由于文化遗产在被创造的时候，涉及到穷年累月的、而且是完全不计功利的人力、物力和才智的巨大投入，也许是到了提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了：倘若我们的祖先像我们一样急功好利的话，我们将会拥有那些如今让我们倍感自豪的世界遗产吗？

　　上述简略的描述可以显示，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直接传承给我们的（虽然我们并没有经历一个被异族长期占领的时期），而是经历了一个价值的断裂过程——它们首先是被破坏、被抛弃了，然后是被忘却、被埋葬了，然后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我们如恐龙化石般发掘出来。物是而人非，东西在，灵魂却没了。在埋葬之前，它是活的价值；在发掘之后，它仅仅是一件稀有的商品。城市地区的现代化为它的发现准备了前提，而它作为商品的价值也恰恰建立在地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破坏的前提上的。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们越是强调它作为稀有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越是肯定对它破坏的合理，也就越是加速了对它的破坏。

　　因此，现在是回到《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真正精神的时候了：归根结底，这个公约是一个“保护”公约而不是一个“开发”公约。比搜肠刮肚的“开发”新的恐龙化石更重要的，是贯彻对已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真正的“保护”和“保护性修复”。

　　然而，我们首先需要修复尚不是文化遗产的“物”，而是文化遗产的“精神”；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精神”，需要我们诉诸古老的智慧。

　　在法文中，有两个词可以表示“遗产”：héritage和patrimoine，前者即英文的heritage，意味着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即中文的“遗产”；后者则来自于拉丁文patrimonium，意思是“由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后代有责任把它们继续传承下去”；该词最确切的中文翻译应该是“祖产”，即祖宗传下来的产业，后代有责任把它们保护好，否则的话，就会沦为“败家子”和“不肖子孙”。

　　首先，文化遗产作为文明的碎片，如同大海中的孤岛暗示着被淹没的那样，暗示着除它之外的文明的伤口有多大；

　　其次，它作为“文化”的“遗产”，仍带着它的物主的体温，仍能够让我们凭借感性去想象前人的音容笑貌，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凝视我们的目光，而我们身上仍带着他们的遗传密码，凭借这些密码我们将恢复与他们的血肉联系；

　　最后，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即是对文化作为商品的极端政策的否定。一切都证明：无经济目的的文化投入最终为千秋万代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唯有经济目的投入则无论任何巨大，它既无法创造文化，最终也必毁掉千秋万代的经济。

　　7年前第一次到巴黎时，参观圣母院，发现所有的游客进出这个瑰丽的教堂，居然都不用买门票，感到很惊讶。于是就去问一个女孩，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的回答，那是我当时能够听懂的不多的法语之一：Parce que cette religion est vivante（因为这个宗教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