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鞍钢特派记者的岗位上被调回中央台内任外事记者。刚刚成立的时事组的任务是报道党和国家的大事与外交活动。实际上采访的范围很宽，从、外事到体育、文艺以及党和国家的某些活动。身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活动特别多。我们的记者人数少，因而常常在外事活动中，周总理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20年中，我目睹耳聆周总理以他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总揽国家事务，日理万机，费尽全部心力，为党为国为人民的事业真正是鞠躬尽瘁，功盖千秋。主席曾说过，没有人能挑起周恩来挑的这副担子。

　　我第一次报道周总理的活动是参加一位外国大使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此类招待会上，都是外国大使和周总理先后讲话，双方的讲话都比较长，周总理的讲话则是中外人士注意的焦点。一般说来，讲话的内容同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表明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和中国的立场，重申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每逢这种时刻都是记者抓新闻的好机会。发表总理的讲话内容必须得到总理的同意，总理很注意广播时效，要求准和快，所以，每次都请总理当场审稿，也总是能顺利通过。

　　周恩来总理不但是杰出的家、家、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领导者。他从学生时报、写文章起，一直到生命垂危仍然非常关心新闻事业。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新闻工作的关怀和指导从没放松过，不仅是原则指示，而且是具体领导。他亲自抓报道思想，抓宣传方针政策，亲自动手改稿，也亲自写稿，对新兴的广播事业更是多方关注和支持。他曾对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广播电台必须做到把当天发生的党和国家的大事及时广播出去。”

　　周总理特别注意及时广播当天的外交活动的新闻，凡是政府声明、公报和重要讲话，都是由他批示在某日某时广播。关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以及其他各种协定，要经过双方商定在同一时间在各自国家发表。那时候，一些亚非国家还没有广播电台，遇到这种情况时，总理总是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要同对方讲清楚，我们有广播，要在头一天晚上广播，第二天见报。”同时，他在文件上批示在某日晚上几点钟广播。

　　70年代以前，欢迎外国的国宴多半在晚上7点半钟或8点钟，而我们的《联播》节目是8点半。后来改为8点钟，而且都由播音员直播。宴会前，双方才会谈，会谈和宴会的消息，一定要在《联播》节目中播出，记者赶发稿子就更紧张了，而有些问题必须请总理点头才行。很多时候，总理已经坐到宴会的主人席上，我赶上去把稿子送到他的手中，悄悄说：“要赶《联播》”，然后退到后边静静地等着。总理接过稿，看得很快也看得仔细，有时回头要过我的笔改动几处，有时来不及改就指出不妥当的地方，告诉我怎么改。

　　很多人看见我抢发新闻奔来奔去，送稿子打电话，匆匆忙忙，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8点半”，一看见我就说“8点半来了”。抢发新闻，赶发《联播》确实很紧张，改稿定稿主要靠电话。常常是总理刚讲完话，我们《联播》中就播出了，有时还用他的讲话录音。这些都该表扬编辑同志和播音员同志，大家齐心协力只有一个想法，当天的重要新闻一定要在《联播》节目中播出。遇到这种情况，编辑等稿子、接电话，甚至到节目已经开始才往播音室送稿。这时，两个人同时换上便鞋，一个人拿着稿子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紧紧跟着。如果前面的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人抓起稿子就往播音室跑。播音员接过稿子，来不及先看一遍，就直接念出去。当时播音员的功夫是过硬的。如齐越、夏青等连看也没看过的稿子，抓过来就念，不但不出错，语气的表达也恰如其分。所以我常说：“赶《联播》是集体劳动。”遇到有重要新闻，总理见到我常问：“昨晚的新闻播出了吗？几点播出的？”

　　除了在宴会上、招待会上请总理审稿外，有时候发稿心急，不管在什么场合，我都冒冒失失地把稿子送上去。只要我把稿子送给总理，从没见到他有过不耐烦的表情，总是立刻接过去，有时甚至中断了同别人的谈话，接过稿子耐心看，耐心改，连标点符号也给改过来。常常改正“的”、“得”、“地”的用法。

　　总理给我改稿的次数太多了。记得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他到外地参观访问。在长春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时，正遇上制片厂在拍摄新凤霞主演的戏剧故事片《刘巧儿》。宾主一起坐在摄影棚里观看拍摄的场面，正看得很有兴趣时，我把稿子送到总理手中，并说要往北京打电话发稿。我当时心里还怕他看完演出再看稿，可是总理毫不犹豫地接过文稿边看边改，很快就把稿子递还给我。

　　1957年12月，缅甸联邦的两位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分别率领两个代表团来访，并在北京会合。12月14日，周总理陪同他们到杭州、上海访问。在杭州，毛主席会见了两位缅甸副总理。那时候，总理的身体好，精神好，显得年轻，精力充沛。到达杭州后，他就请客人到西湖有名的楼外楼进午餐，然后，又同他们一起步行到孤山放鹤亭观赏风景，其后又到平湖秋月欣赏西湖的美景。晚上，先到毛主席住处介绍外宾情况，外宾离去后，又同毛主席谈到深夜，然后又会见地方负责人，听取汇报，几乎没睡觉。第二天一早，总理又陪同外宾飞到上海。一到上海就同客人一起登上上海大厦的顶楼俯瞰上海全景。那天下午缅甸的两位副总理分头活动。吴觉迎参观工厂，周总理陪同吴巴瑞参观上海市少年宫，观看少年儿童的课外活动，孩子们见了总理就团团围住不肯离开。从少年宫出来，便到江南电影制片厂参观，直接进了摄影棚。摄影棚里正拍摄《林冲雪夜奔梁山》的一场戏。布景是白茫茫冰天雪地里孤立着的一座山神庙。在山神庙前面，义愤填膺的林冲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使他多次受害的陆谦，随后，背插钢刀，在风雪中奔向梁山。演员们的表演很精彩，总理很高兴，边看边向吴巴瑞介绍剧情。

　　拍完这一场戏后，总理和吴巴瑞走到山神庙前同演员们握手，称赞他们演得好。摄影记者随即上前照相，总理向场外站着的一群年轻演员招手说：“来，来，咱们一起照个相。”场外的人立刻围了上来。总理一边同他们照相，一边同他们讲话，我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写进稿子里，由于距离较远，听得不全。

　　在休息室里，总理陪同客人坐下来，同接待人员谈话。因为用了总理的谈话，应该得到他的同意。我急着发稿，站在旁边，很想把稿子送给总理，又怕打断了他同别人的谈话，迟疑不决。总理一抬头看见我手里拿着稿纸，明白了我的意思，就伸手向我要稿。我高兴极了，赶紧把稿子送过去，总理仔细看了我的稿子，又要过我的钢笔一字一字地改，改着改着觉得纸上太小写不下了，就看着我问：“还有纸吗？”我紧张了，因为只拿了那一张稿纸，两手空空，东张西望也不知向谁要纸，心里很急。这时，站在总理身后的一位女服务员拿了几张预备擦碗碟的小方形粗纸片送给总理说：“这纸行吗？”总理接过去，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字。写完后连我的稿子一起送给我说：“这是我的原话，加上去。”又说：“写新闻要有内容，也要生动活泼。”我发窘地笑了。接过稿子急忙看总理是怎么给我改的。总理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因为纸小字多，字句、段落都连在一起。可是总理却用符号把段落分开了。

　　总理在那两张小纸片上写道：“我们中缅两国人民都是由于殖义者的压迫而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的，这也是一种逼上梁山。

　　林冲、陆谦也来同我们一道照相了。林冲从正面教育我们，陆谦从反面教育我们，都是我们历史上的老师。

　　总理的秘书许明走过来和我一起看总理写的字，她说：“你用完了给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把总理写的字保存起来。我把总理写的话加上连接词写进我的稿子，又把两张小纸片上的字给新华社的记者看了，就匆匆回到宾馆挂长途电话，往北京中央台传了这条消息。等我去找许明时她已经不在了，我知道她很忙。后来在北京见面时，她没提起这件事，我也忘了她对我说的话了，所以，总理给我写的字一直由我收藏着。

　　周总理非常注重外交礼仪。那些年，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宾主都在机场或火车站上讲话。他每次到机场欢送客人时，总是向着盘旋在空中的飞机招手致意，一直到看不见飞机的影子才离开，不管夏天的烈日当空，还是冬天的风寒雪冷，始终一样。例如缅甸的两位副总理来访，吴巴瑞副总理比吴觉迎副总理先离开中国。12月16日，周总理在上海虹桥机场为吴巴瑞送行。天气很冷，总理仍然在机场致欢送词，同吴巴瑞握手道别，送他上了飞机。就在总理向空中盘旋的飞机招手时，我向总理要他的讲话稿。总理一面挥动右手，一面用左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讲稿给我，同时说：“有点改动。”我拿过来一看，果然是他亲手改的字，改动的不多。我知道，总理是细心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马虎。我把总理的讲稿和在江南制片厂给我写满字的两张小纸片，连同改稿的那支钢笔一直珍藏到今天。

　　在外事报道中，排列的名单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记者常常担心出岔子的地方。有人曾嘲笑我们说：“你们写的新闻不就是一个名单和两个讲话吗？”不错，确实如此，名单和讲话是我们报道的主要内容，而且都是含有和政策份量的。名单是新闻组成的一部分，不光是一个名单，而是两个，因为在一些重要活动中，除了要报中国的名单，还要排列外宾的名单。名单，那也是新闻中份量的一部分。说实话，排列名单并不简单，国内人事常有变动，国际间的各国政局更是变幻莫测。彼此的外交关系有冷有热，活动的规格有大有小，对等的身份有官员也有相对应的民间团体负责人，用哪些头衔，记者自己拿不准的就找总理拍板。

　　说起来真令人感动，总理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嫌麻烦。例如，我在写新闻时总把副总理排在副委员长的前面。思想深处总认为那几位副总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家，是开国元勋，应该排在前面。可是，总理每一次都把副委员长改在前头，边改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副委员长应该放在副总理前面。”有时我不当心，又把副总理排在前面，总理看后说：“你看看，我改了几次，你又排错了。”说着，他又用笔改过，但并没有疾言厉色批评我。

　　十年以前，名单的排列还好办，一般都有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和规格。十年一开始，就乱了套，的名次排列一天一个样，今天你下来明天他上去。最感为难的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的那天，当时国内形势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化。中央台有些人给我贴了十多张大字报，说我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衣着讲究，花钱不在乎。我的思绪乱糟糟的，心情很沉重。大会的头一天晚上10点钟，总编室才通知我第二天一大早要直播集会的实况。我可着了慌，要计划没计划，要情况没情况，也不知该请教何人。8月的北京，天热如火，大会在上午7点半钟开始，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工作。18日一大早，太阳刚冒红，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城楼，看看是否能抓到点情况，先把开头语写出来。城楼上的人倒不少，都是工作人员和警卫局的同志，正忙着打扫卫生和安排桌椅。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的坐位表。我根据那张坐位表排列出一个名单，因为我脑子里有个老框框，排来排去，总认为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还是国家主席，排在第七位是太靠后了。但是这个坐位表是根据前两天局会议上的人事变动排列的，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可又心中困惑没把握，怎么办？大会一开始就要报道出席大会的名单，必须提前写好稿子再交给播音员念，真是心急如焚。有人告诉我总理早就来了，于是我从城楼西边奔到城楼东边到处找总理，找到警卫室看到总理穿了一件半旧的短袖衬衫，从脸色上看似乎一夜没睡，他正同警卫人员安排保卫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迟疑了一下，没敢打断他同警卫人员的谈话。

　　这时，毛主席已经来到城楼上，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吸烟，我惊奇地发现他穿了一身我从来没见过的绿军服，接着穿了军服的和、叶群也来了。不多时，一个人来到城楼上，他没穿军服，也没进休息室，就在走廊靠门西边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神色自若地掏出烟盒，一边吸烟一边和同桌的人闲谈，有时还笑起来。我更糊涂了，看看手表离开会时间近了，心里一急，也顾不得总理忙不忙，就挡住总理的去路，把涂涂抹抹的稿子和坐位表，一齐送给他。总理没说什么就接过稿子，领我到帷幕后西边的一张桌子旁边，看了看稿子，又把坐位表铺在桌子上对照看。看了一会儿要过我的笔把改在前面。沉吟了一会儿，又改过来，一连改了几次，看来他也很烦躁，这是我不多见的，我也很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最后，他把稿子送给我说：“就这样吧。”又说：“怎么写得这么乱，平素我不说你们，你们就不在意了。”这是总理第一次批评我也是最后一次批评我。我怯怯地望着他笑了笑，掉头跑去找播音员，把稿子交给了她。

　　“8·１8”后的第五天，8月23日，群众组织勒令我靠边站。此后两年多时间，我只能在电视和照片上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后来，由于查不出什么问题，台里才恢复了我的工作。

　　“”中，周总理看记者的稿子更加仔细，看完了，还批示：“请姚文元同志核实。”我理解这是周总理的谨慎之处，也是一种斗争策略，是同“”周旋的战术，叫他们挑不出刺来。有一次，我同新华社记者一起写的稿子，没有写出总理同外宾谈话的要点，总理看了很不满意，可又没有时间修改，就说：“让钱家栋(他的秘书)和你们再研究一下。”

　　十年中，廖承志被了，不但停止了工作，也失去了自由。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之前，中日友好活动频繁。廖承志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获得了“解放”，能够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可在我们的报道中，只写廖承志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有一次，总理在活动后看我的稿子，亲笔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头衔。姚文元看了，也没提出异议，当然他心中是很恼火的，可是不好说不同意。这一来，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对开展对日友好工作很有利，我们的报道也有了依据。“”中，总理看我们记者的稿子特别注意被“解放”的领导干部的名字，有时还在名单上加上几个人名。这等于是很重要的批示，关系到一个人命运的大事，也是举国上下非常重视的情况。

　　周总理关心记者的工作，也关心记者的学习，他认为只有学习好，才能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他同外宾谈话时，只要不是谈有关国家之间的机密问题，都允许我们坐在旁边听。1971年11月的一天夜里，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夫妇和女儿卡玛，以及妹妹寒春、妹夫阳早，他们都曾中国工作了多年。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有谈不完的线个钟头，我一直坐在旁边听。宾主谈笑风生，总理从国内情况谈到国际局势，分析评点，毫无倦容。

　　有一次，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外宾。因为客人只有两位，中国方面已有两三位陪同人员参加，还有翻译。我觉得如果记者再坐上去，中方人数太多了。我和新华社记者于民生在帷幕后商量是坐到前面去听，还是在后面听。这时客人还末到，两个人叽叽咕咕，被总理听见了，就把我们叫到他面前说：“要想听，就大大方方坐到前面来，不要躲在后面。这样，会给外宾造成误会，产生很多想法。”他又说：“当然，听听我们的谈话，对你们也有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你们的工作有帮助。”

　　1964年12月的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采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听说周总理在河北厅有活动，我就闻风而至。推开大厅的南门往里一看，屋子里坐满了人，总理正在讲话。坐在门边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总理在谈治理黄河问题。我想这不是我的采访报道范围，便想转身走开，总理看见我站在门边，就说：“来了，就坐下仔细听听，治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多了解一些情况，做好报道工作。”这时，我才明白总理是在同出席治理黄河会议的代表们谈话。我在门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听他在讲怎样总结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经验，做好治黄工作。我一边听一边想：总理可真忙，一连串的国内重要会议，一连串的外事活动都要他主持和处理，又不断地会见官方和民间来访的外宾，一天24小时简直不够他用，一个人有多少精力啊？有一天，我向总理身边的一位工作同志说：“总理太累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场了。”他笑笑说：“不是五场，是八场。今天晚上回去，还要开会呢，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许要开到天亮。”是啊，我所知道的只是总理处理千千万万事务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日理万机，从不知疲倦。的确，他有钢铁般的意志，钢铁般的毅力，也有钢铁般的体魄。无怪乎爱国老华侨陈嘉庚先生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钢人。”

　　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显身手的蒙哥马利，于1960年5月下旬来中国访问，陈毅副总理到机场迎接，这位73岁清瘦硬朗的老将军一出机舱门就引起了在场人的好奇。在他深色的西服里面穿了一件鲜红的衬衣，在5月的阳光下特别耀眼。他同陈毅副总理热情握手以后，又用锐利的目光打量迎接他的其他人。那天去的记者都是女的。当陈毅副总理幽默地问他：“你穿了这件红衬衣有什么用意吗？”他笑了笑，回答说：“没什么用意，只是我喜欢穿它。”这时文字记者摄影记者都围在他们二人身旁，蒙哥马利看看我们没说什么，也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5月2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蒙哥马利，那天，蒙哥马利还是穿的红衬衣，两人一见如故，谈笑甚欢。会见开始时，总理同他站在客厅的中央，让摄影记者、新闻电影记者拍照。说来也巧，那天去采访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又全是女同志。蒙哥马利站在总理身旁边整理自己的领带边环顾四周，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接着，他回头向总理问道：“她们能照好吗？”总理笑了，似乎是在安慰他：“放心，会照好的。她们都已工作了好几年，很有经验了。”又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各个部门都有不少女同志。男同志能做的工作，她们一样的都能做，而且做得不错。”蒙哥马利点点头说：“那很好。”

　　总理鼓励我们，信任我们，同时，对记者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严格的。他常指出报道中的不足之处，给以明确的指导。他几次说：“我们的记者太老实，太过于羞涩。”意思是说我们的记者活动能力不强，同外国记者相比，在抢发新闻方面不够大胆。我想，总理指出的记者的毛病，可能在女记者身上会更多些。

　　1965年夏，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南方的一个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谈话，赞扬他们为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在谈话中，他提到毛主席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在说下一句的时候放慢了些，似乎在想词，我在一边就顺口说：“敢教日月换新天。”其实用不着我说，当我没说完，总理已经说出“敢教日月换新天”了。送走客人以后，总理回身到大厅，看见我站在那里，就同我握手说：“谢谢你的提示。”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就笑了，心中很是感动。

　　周总理关心记者的新闻报道和学习，也深知记者工作中的甘苦，他经常见到我们广播电台的几个记者早来晚走，急急慌慌地抢发新闻，无暇他顾，这些情况他是看在眼里的。记得1957年春的一天晚上，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的武成殿宴请外宾，宴会是小型的，没有记者席位。总理和外宾都是即席讲话，我和同组的女同事向阳两个人站在门边记录，又不愿让外宾看见，所以听得不够清楚，记得也不完整。宴会结束后，总理送走了客人，我们就到总理身边请他看稿子。总理一边看稿一边问：“你们吃饭了吗？”我回答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总理有点不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人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饭吃？”说着，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叫到面前，问他道：“为什么不给她们饭吃？都是一样的工作，你们有饭吃，她们就没饭吃，对吗？”那位司长显得很惶恐，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从那以后，除了大型或中型的宴会有记者的席位外，如果是小型宴会没有记者的席位，就备有工作餐。总理的关怀给我印象很深，一直感念在心。深深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问题，而是总理始终关心人爱护人，对所有的同志都一视同仁。

　　1965年7月下旬，缅甸联邦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吴奈温和夫人访问我国，8月1日发表了中缅联合公报。吴奈温夫妇在北京访问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他们到外地参观访问。8月2日吴奈温和夫人一行离开昆明回国，周总理、陈副总理在昆明机场送走客人后，立即登上飞机飞回北京，随行人员和记者也同机返京。到达北京机场时，正值中午，总理就招呼大家一起在首都机场食堂共进午餐，他没有看到我就叫人把我找来坐下，那是我第一次和总理同桌用餐。后来，在1970年以后，有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外宾的宴会上，我也被叫到总理身边同桌进餐。有一次是一张坐24个人的大圆桌，外宾人数不多，总理叫我们坐下一同吃。在那次宴会上，我看到总理在吃冰激凌时加上一些茅台酒。于是，我也学会了吃冰激凌时加茅台酒，确实别有味道。如果没有茅台，我就会加别的酒，也一样有味道。

　　我敬爱周总理，钦佩周总理，但是，我也有点儿“怕”他，因为他太精明了，明察秋毫，任何大小事务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他面前我总是进退、坐立有序，从不敢随随便便。周总理非常注意外交礼节和人的仪表，他以身作则，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其他同志也是一样。比如，按外交部的规定，女同志在外交场合的礼服是旗袍和西服。冬天，我怕冷，有时来不及换衣服就穿了短袄和长裤去采访。如果看见总理来，我就一个劲地往后躲闪，生怕他看见说我太随便。-

　　(陈寰，资深记者，吉林延吉人，生于1918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社会系及华北大学。曾任《华西晚报》、《大学月刊》记者，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著有《向技术进军》、《流光漫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