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认识不足，学界在论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时，产生了一种偏颇的观点，认为：传统史学即封建史学，因而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一个断裂层，现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由外国输入，甚至在编纂上也摒弃了传统史书形式而从外国移植。这种似乎很时髦的论调，实则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演进的客观进程相违背。

　　实际上，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一脚踢开传统，对外来东西生硬搬用或简单移植。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现代元素的孕育。当外来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现代元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成份相糅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传统史学的现代元素，能够得出如下的总体认识。其现代元素层次清楚地体现在以下四项：朴素进化观通向近代进化论；民本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变和提升；严密考证方法推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综合体”为当代历史编纂的民族特色和创新活力提供了凭借。

　　首先，公羊学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说”，包含着朴素的进化观：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拿它跟顽固派的僵死观点作斗争。龚自珍创造新三世说，论证封建统治步入乱世；魏源将它融合到对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气运说解释历史变局；康有为、梁启超将它与君主立宪的主张相结合，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夏曾佑则将它与进化论相融合，写成别开生面的《中国古代史》。从历史哲学讲，它是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为进化史观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民本思想是传统儒家以伦理为底色建构理想体系的集中体现，宗旨在于实现天下为公，核心在于倡导民贵君轻，发展到清初则产生了君民共主和史学关乎民族存亡两大新观念。近代史家从中提取可用资源，将它与西方思想加以融合，纷纷在史书中贯彻批判君主理念，并完成从“民之主”到“民作主”的内涵重构，同时强调史学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最终塑造出“君史—民史”“王朝史—国史”的二元对立叙述模式，使中国史书的主体内容和致用功能迎来一次大变革。

　　再次，考而后信是中国史学的一项悠久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求真的治学精神和一套严密的考证方法，至乾嘉时期出现繁荣局面。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走向兴盛，大大推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这当然是西方现代史学传入的直接结果，但也与历久弥新的考证传统一脉相承。近代史学虽高举致用大旗，带有突出的色彩，却并不意味着考史工作的中断，考证在方层面甚至仍占据主导。新历史考证学家也对乾嘉学术赞赏有加，明确追溯其为现代历史考证的源头，特别是在摆脱经学束缚这一根本理念的转换上，他们同样在传统历史考证学中发掘出可以与西学相对接的思想资源。

　　最后，中国史学还有重视史书体裁的传统，不仅善于创造新体裁，而且擅长根据时代特点发展已有体裁。历史编纂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应对近代新的时代课题时再度发挥重要作用。史家对典制体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传播世界史地知识的主要载体；创新了纪事本末体，为西方章节体的传入发挥媒介作用；大胆尝试把传统体裁的精华融入章节体，进而使“新综合体”既彰显了民族风格，又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

　　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既是科学地说明现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对当前发展新史学、建设新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按照“移植”、“摒弃”一类说法，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现代就中断了，现代史学的来源只有向外国去找，这等于否定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不能自圆其说的狼狈境地。

　　客观事实是，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不管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现代史学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清楚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坚持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营养。吸收外来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才能在民族文化中生根，才能为大众所乐于接受。